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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周青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與外賣平臺推廣員的“周旋”中。

在北京市豐臺區馬家堡西路附近,周青開了一家米粉店。一個月前,一名外賣平臺推廣員推門而入。

“推廣員說,如果我愿意出讓每筆訂單8%的金額作為服務費,那么他們的外賣平臺就可以把我的米粉店納入網站的收錄范圍,并提供一套送餐服務。”周青說,她按照自己的成本和盈利能力算了一筆賬,提出了一個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案:每筆訂單出1元錢作為服務費,而不是8%。

這筆生意最終沒能談成。推廣員告訴周青,服務費不是自己能改的,外賣網站在全國的收費都是統一的。之后,店里又陸續來了幾名相似類型的推廣員,周青都一　一拒絕了。

看著周圍餐飲店門前來來往往的外賣車輛,周青決定自己在微信里賣米粉。

不過,到今天為止,10天過去了,周青在微信圈里的外賣數量沒有超過50單,相較于周圍同類店鋪,可謂成績慘淡。

“沒辦法。我準備和留下聯系方式的推廣員再談談。”周青無奈地說。

對于周青的最終妥協,老顧客蔣芳卻有著不一樣的態度。

“我支持周青自己做外賣,不要加入外賣平臺。對于周青的館子,我了解她的食品衛生情況,他們用的也是自己的送餐員,能夠保證送餐時間。我會選擇這樣的餐館外賣,而不會再去盲目信任外賣平臺。”這樣的肯定,來自于曾經糟心的經歷,蔣芳向記者回憶說,“我曾經在某知名外賣平臺上下單,下午5時下單,系統顯示餐館位于右安門,1個小時內送到。然而,下午6時30分的時候,送餐員才打來電話,稱開始送餐。”

“你知道餐在哪嗎,望京。從東北四環的望京到南四環的馬家堡,在周末如此‘穿越’北京城,晚上9時才能到吧。經過一番和外賣員的糾纏,我最后把餐退了。當然,這個館子肯定會被‘封殺’。不過,外賣平臺也應該脫不了干系啊,但是我投訴之后,也沒有了音信。”蔣芳說,還有一次是中午11時左右,她在公司下單,系統顯示40分鐘后送餐。然而,過了12時,同事在同一平臺里叫的盒飯都陸續送到,惟獨蔣芳的盒飯遲遲不來。

“我在外賣平臺上催單,顯示外賣已在路上。我又打電話催,對方也說在路上,但這家館子離單位明明不足500米。苦等1個多小時,盒飯還是沒有著落,我只能取消訂單,投訴依舊沒有下文。”說起這些,蔣芳有些不滿。

盡管送餐時間無法保證,外賣平臺目前仍似乎是很多民眾的“心頭好”,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實惠。

郭凱在北京西直門附近的寫字樓里上班,每天中午吃飯是一大難題。郭凱告訴記者,西直門附近多是商場,午餐價格昂貴且需要長時間排隊,而外賣平臺正好解決了這兩個難題。“因為有各種優惠,網上訂購的價格甚至比我去店里吃都要便宜,省時又省力”。

記者注意到,補貼已成了外賣平臺爭奪消費者的慣常手法。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外賣平臺上80%的商戶不定期推出各種各樣的優惠活動,優惠額度常在10元至50元不等,甚至更高。一些商家即使價格不優惠,也會通過贈送飲料、零食的方式補貼消費者。

各個外賣平臺之間為了吸引用戶,更是隔三差五地打起了“補貼戰”:“1毛錢吃大餐”“霸王餐專場”“吃喝玩樂0元”等促銷活動比比皆是。

然而,即使再優惠,食品安全問題仍讓很多消費者“望而興嘆”。

企鵝智酷公布的《2015年互聯網用戶外賣使用調查報告》顯示,高達52.5%的用戶最擔心外賣的食品安全問題。

“這就像一個陰影伴隨行業而生。”周青說,這也是自己最初不想加入外賣平臺的原因,“不想被拖下水。”

多家外賣平臺屢屢被曝光存在一些無照經營的“黑作坊”。這些“黑作坊”環境臟亂差,衛生不達標,食品安全自然無法保證。

“這主要是一些外賣平臺為了追求快速發展,在審核商戶資質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一些衛生堪憂的‘黑作坊’進入平臺。”一家外賣平臺負責人直言。

除此之外,似乎上了平臺之后,外賣商家與平臺之間再無“瓜葛”。

上周末,記者在北京市朝陽區和豐臺區隨機采訪了多家外賣平臺的送餐員,對于與外賣平臺的關系,他們是這樣說的:

“這些平臺和我們沒啥聯系,也不進行監督,我們和他們關系不緊密。平臺給了個送飯的箱子。車子和人都是我們餐館自己的。平臺也有專門送快遞的,但是他們送餐的價格貴,我們都是自己送。我是專門送的,也有廚師做完了菜也送”;

“平臺和我們有聯系,他們有時候會來轉轉,看看我們的盈利情況”;

“我和很多平臺都有合作關系,和他們沒啥聯系,我們就是借他們平臺這個關系,其余基本沒聯系,沒有監督。送餐的車是我自己的,他們什么也沒給我,我還得雇人送外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