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受賄案開庭。檢方指控，在2005年至2013年間，蔡榮生利用職務便利，在招錄考生、調整專業等事項上為44名學生提供幫助，共受賄2330.8074萬元。看到這一數字，小伙伴們都驚呆了，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剛介紹過南京原市長季建業受賄一千余萬，蔡榮生一個處長，受賄金額竟然是副部級官員的兩倍！
處長的權力有多大，竟然能貪這么多？早在1998年，朱镕基總理就說過“有些部門，處長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長、市長來看他，他對人家連眼皮都不抬一下”，他點名批評當時的國家計委，并取名叫“處長專政”。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也頗有感觸地吐槽：中國嚴格意義上是“處長治國”，投資環境的主要癥結在處級及其以下。99%的企業家都要和具體的辦事人員打交道，各處處長、副處長直到科員，這部分人的工作作風形成了具體的投資環境。”
今年4月15日，李克強總理曾就“處長把關”一事大動肝火。他說：“部長們參加的國務院常務會已經討論通過的一些政策，現在卻還‘卡’在那兒，難道讓幾個處長來‘把關’，這不在程序上完全顛倒了嗎？”總理說的雖然是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問題，但在另一個角度上也凸顯了處長們的權力之大，有些事務，處長大人不簽字，還真就辦不了。由于個人裁量權過大而又缺乏監管，近年來連連出現“處長巨貪”的勁爆新聞。
“跑路處長”蔡榮生：能讓11歲兒童上本科
2013年11月，有消息稱蔡榮生持假護照欲在深圳出關前往加拿大，后被截獲、帶走調查，一時間“跑路處長”的名聲傳遍網絡。蔡榮生的問題主要出在“自主招生”上，即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額，針對有特殊才能的學生，自行組織考試，通過選拔的學生可享受高考降分優惠。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曾向人大的小伙伴打聽過蔡榮生，他們表示蔡處長在人大早已臭名昭著，開豪車招搖過市“霸氣側漏”。人大一位教授向媒體透露：“蔡曾經讓一個11歲的富二代上了人大的本科，這個小孩家里很有背景，聽說7歲就開著奧迪上路”。另一名人大教師說：“蔡榮生不僅在學校里“呼風喚雨”，校外人脈也很廣，“他比較豪爽，總參加一些商務宴請”。前幾天，教育部通報了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劉亞在6家公司擔任獨立董事的情況。與之相比，蔡榮生的能量更大，根據公開資料，他是7家公司的獨立董事，其中3家為上市公司。
環保部處長李學智：要求老板脫衣“檢查”再送錢
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督查三處原處長李學智， 2011年1月帶隊到河南省新鄉市、安陽市檢查污染物總量減排工作時，以給檢查組成員購買化妝品為名，收受兩市環保部門人民幣16.6萬余元，其中新鄉市環保局出了11.9萬元，安陽市環保局出了4.7萬元，都是由當地造紙企業買的單。在新鄉，李學智稱新亞紙業存在偷注污水等問題，要求停業整頓。幾天后，新亞紙業董事長宋某被李學智叫到了鄭州，李學智首先檢查了其手機通話和短信記錄。李學智表示宋某的手機不錯，希望宋某拿5個來。宋某留下10萬元現金，李學智提出解決問題至少要三、五百萬。第二天宋某拿去5部手機和30萬元現金，李學智稱至少要300萬元，是給領導的。于是宋某又從公司支取150萬元，送到了北京九華山莊一個溫泉別墅。宋某稱，進屋后，李學智讓其脫衣服洗澡，宋某不愿意，李非得讓其脫衣服洗澡，實際上是為了檢查有無竊聽錄像設備。脫完衣服后，李問他錢帶來了嗎，宋某說帶來了在車里。洗完澡后，宋某問要見的領導在哪，李學智說領導又來電話了，有急事來不了，領導讓司機來拿錢。此后敲門進來的男子，看起來不像領導的司機，而像小混混，這讓宋某感覺被騙。最后，李學智拉著一個拉桿箱，和宋某一起到車上，把150萬元現金放進拉桿箱里拉走了。宋某說，他心里很難過，感覺上當受騙了。剩下的150萬拖著沒再給李學智。
財政部處長陳柱兵：收好處費事先定下比例
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被控10年間受賄2454.4萬元，其主要犯罪行為發生在處長任上。陳柱兵在一次會議上結識了工信部專家卜凡金。此后，財政部聯合工信部推出一個支持物聯網發展的專項資金項目，陳柱兵正是該項目的管理人員。他與卜商量，可以利用各自的權力，通過幫助企業申請財政部專項資金，并索取實際撥付資金總額的20%好處費，二人平分。隨后，卜凡金聯系到山東某電動工具公司，讓對方準備30萬元作為疏通費用。該公司老板房某同意了，并于幾天后親自進京，在一家招待所內將裝有30萬元現金的布袋交給卜凡金。拿到錢后，陳柱兵將該公司的資金額度上調至300萬元。陳柱兵曾被財政部選派為援藏干部。令人不齒的是，在此期間他不僅沒有將精力投入到援藏事業，反而大肆接受當地企業賄賂，幫助他們獲取財政部的扶持資金。
發改委處長“匡爺”：上班玩游戲讓副省級候著
匡新，“出事”時身份是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綜合處處長。但調任綜合處處長之前，他在民航處工作了逾十年。他在民航界無人不曉，業內送了一個“匡爺”的江湖稱號給他。此人個性十足，媒體爆料稱，匡新還是處里的小干事時，某航空公司采購了十多架波音757客機，邀請包括民航總局副局長在內的100多位民航系統人士到五星級賓館赴宴，但該航空公司老總送走了民航總局副局長后，轉身回來又單獨宴請匡新。而波音和空客的人為了能跟“匡爺”見上一面，整個中午蹲守在“匡爺”吃飯的北京西四環某食府。還有一次，一位副省級領導去找匡新，他顧著自己玩電腦游戲，讓人在外面等著，直到“Game Over”(游戲結束)才出來。
“處長巨貪”是一種典型的機關病，同權力過于集中，權力運行的過程不夠公開透明有關。如今，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權力的下放、監督機制的健全，“處長巨貪”的現象得到有效控制。不過，在作風轉變的大背景下，另一個現象需要引起重視和警惕，那就是“廉而不為”、“廉而慢為”，有小伙伴們告訴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現在到一些機關辦事，手握得特別緊，茶泡得特別熱，事兒卻辦得特別慢。有的企業家則吐糟：“現在請機關的干部吃飯，大家都不去，但說辦事呢，大家又都不辦，我寧愿你來吃飯幫我把事兒辦了。”還有的基層干部抱怨說，擬辦的事項拿給領導批閱，領導批了“依法辦”，又拿著批閱單去找具體辦事的人，卻被告知“依法辦”就是“沒法辦”。
當前，機關的小伙伴們都在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中“嚴以用權”的學習。在從嚴治黨的背景下，“嚴以用權”就等同于“廉而不為”嗎？顯然不是。那么，如何拿捏好用權的尺度呢？道理很簡單，以權謀私的事要堅決不為，而為人民群眾謀福祉的事，不僅要大膽用權，更要用出實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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