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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著名足球評論員段暄的離職消息近日傳出，本周一播出的《天下足球》里，主持臺前已沒有他的身影。雖然段暄未對外界明確辭職后的去向，但大家還是發現，此后他出現在一個大型電競賽事的開幕式上。接連三年內，央視迸發一波主持人離職潮，似乎成為一個“魔咒”。本報記者日前對近些年央視主持人離職后去向進行了梳理，并采訪了相關知情人士，以期還原這些名嘴離職背后的一些故事。

記者 丹娜 鄭喬

離職去向

不少人走上從商從政之路

近些年來出走的央視主持人，大眾所熟知的，早期有如王志、張政等，近期則有郎永淳、張泉靈、劉建宏、趙普等，其中還不乏李詠、柴靜這樣的“臺柱子”。僅在央視體育頻道，近來就有5位主持人和解說離開。

那么，這些央視主持人離職后的現狀如何呢？經過梳理記者發現，不少人選擇了從政、從商之路，也有人換個平臺繼續干老本行或到學校教書。

從政：2008年離開央視的《面對面》節目主持人王志，曾擔任過麗江市副市長，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校長助理；原《正大綜藝》節目的主持人張政，一度是央視學歷最高的主持人，現任貴州省黔西南州委書記。

從商：2015年7月，張泉靈從央視離職，目前進入創業投資領域，與獵豹CEO傅戰隊合作，擔任紫牛基金合伙人。

主持：李詠2013年離職，成立了“李詠工作室”。2015年1月4日起，李詠擔任北京衛視《全市你的》節目主持人，并且在多個地方衛視都有節目。邱啟明2012年6月離職，目前在貴州衛視主持《最強大夫》。體育名嘴劉建宏加盟樂視體育擔任高管之后，也經常會在賽事中出鏡解說。

教書：2013年12月正式從央視離職的崔永元，入職中國傳媒大學任教，同時也在以個人名義進行一些紀錄片的創作。而趙普目前的打算，據說也是回母校教書，包括李詠的工作關系也已轉入中國傳媒大學。

喬一瞧

擇木而棲很正常

近兩年，央視的名嘴們似乎引領了“離職潮”。從柴靜、張泉靈到劉建宏、段暄，他們原本是身處聚光燈下的媒體人士，又因“效力”的是央視這一平臺，因此格外受人關注。但應該看到，“離職潮”里除了個人意愿的因素，還有外部因素不小的影響。

現有的媒體環境下，屬娛樂和體育賽事領域最為活躍。目前湖南衛視、東方衛視、浙江衛視等各大平臺，每個季度都有斥巨資從國外引進、本土打造的娛樂節目，每個周末都有收視大戰。相比之下，央視雖然以《正大綜藝》等節目開創了中國內地娛樂節目的先河，但發揚光大的卻不是他們。已舉辦了30多年的春晚和各種節日晚會，也已經不是央視的專利。而在體育領域，央視近年來連續在轉播權“爭奪戰役”中落敗，受眾大量流失。

黃健翔離職后的經歷，或許能對當今媒體環境的變化，有一個很好的注解。德國世界杯后至今9年，黃健翔曾想過換個地方繼續老本行，去過鳳凰衛視，也簽過CSPN。如今，他還成為了簽約藝人，同時還在門戶網站擔任足球解說，上過《爸爸去哪兒》等真人秀，在網絡上也有了自己的脫口秀欄目。與央視時期相比，現在的黃健翔不僅多金，而且身處的環境更為寬松。

此外，劉建宏的樂視體育、申方劍的PPTV和段暄的電子競技，不乏與央視在體育賽事資源方面較勁的能力，這是眾多名嘴樂于看到的發展空間。事實上，離開央視這個目前看來最穩的“鐵飯碗”，并不代表這些央視名嘴的個人前景不會好。老話說“良禽擇木而棲”，各人皆為理想罷了。 鄭喬

記者調查

看著光鮮，待遇卻大有落差

對于名嘴離職，央視一直諱莫如深。白巖松等人每次談及此，也都表示不應過分解讀這一現象，那是職場上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外界看來，央視這樣一個“鐵飯碗”，先前大家擠破頭都要進來，如今“走一兩個正常，走了一大幫肯定有問題”。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央視員工昨日接受記者采訪，套用一句電影臺詞“人心散了”來回答記者的疑問。她表示，近年來地方衛視和新媒體崛起太快，臺里很多員工原本根深蒂固的觀念開始動搖，“以前很多年輕的員工進臺里面試，從來不問薪資多少，只覺得能給一個機會進央視就非常滿足了。但現在不一樣了，他們并不認同央視在電視媒體中有更多優勢。”

記者了解到，央視的等級制度十分嚴苛，層級之間待遇相差很大。據這位員工透露，央視事業編制、臺聘、企聘、臨時工四大等級中，以事業編制收入最好，基本能達到月入一萬以上。最慘的是企聘人員和臨時工，“在央視人員中所占比重過半，工資福利卻有限，沒有諸如高溫費、交通費等補貼。”據悉，趙普在央視也只屬于“企聘”，待遇一般。他曾曬出過自己的工資條，只有6000元月薪。

此外從去年上半年起，央視開始實施全員降薪，這也成為名嘴們另謀高就的客觀推動因素。劉建宏離開央視后加盟樂視體育擔當首席內容官，年薪據傳達到七位數。今年8月，申方劍從央視體育頻道離開，年薪400萬投身網絡直播平臺，坐進了PPTV的演播室。

壓力大，發展空間卻有限

薪資福利的不理想，當然只是一方面。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少央視主持平時壓力巨大、作息混亂，常年受抑郁癥、失眠等病癥困擾。名嘴們付出如此代價，受制于央視的各種條條框框，給予的發展空間卻很有限。

身處國家級媒體，所有主持人在鏡頭前的差錯率自然會被無形放大，觀眾對他們的要求也更高。有央視主持人曾透露，連做夢也在背主持詞。李詠也曾表示，自己每天開播之前要進行策劃工作，播出時一人撐場，結束后還得召集劇組開會總結得失，十分勞累。臺里還有末位淘汰制，央視近幾年各個節目總體不如地方臺鮮活，所以主持人的壓力也顯而易見。

而作為公眾人物，央視主持人比地方主持人限制更多。這位央視員工表示，按規定他們不能接商演、拍廣告。“臺里部分主持人去外面走場都是偷偷摸摸的，因為一旦被發現后果很嚴重。但為什么依然有人會去？因為出場一次可能就20萬到手，可抵上他們一年收入。”這些條條框框的限制，無形中也加速了名嘴們的離開。

規則的限制，也讓一些央視主持難以突破事業發展的瓶頸。有人表示，“想說的話不敢說，說出的話不愿說，輪到主持人自身可發揮的空間其實很小。”邱啟明在一次訪談中就坦言央視工作體制化的現象，稱其是“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生活”。前央視體育頻道主持人王濤，離職后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他表示：“離職與降薪無關，只是覺得自己的才華被埋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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