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龔丹韻
近期，兩條關于“中產”的新聞刷爆網絡。
一是有人撰文說，“上海中產家庭年收入70萬不夠用”。特大城市的中產者們連忙“借題發揮”，抒發生活不易，也有網友吐槽，“70萬都不夠算哪門子危機”。
二是關于中國究竟有多少中產人口。瑞信最新發布的“2015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產階層人口，達1.09億，超越美國的9200萬。報告發布后迅速引起輿論的口水戰。馬云認為，中國中產階層人口數量已達3億，也有國內的研究機構認為，至少有2億。
或許，關于中產階層，我們永遠給不了各方認同的標準答案，但對中產的熱議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確實值得關注和琢磨。
中產階層
中產一直被描繪為社會的“穩定器”，一個中產者占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的結構。他們是寧愿在麥當勞門口排隊一小時只為買一個漢堡，也不愿卷入紛爭的群體；他們是一直被商家青睞，能夠拉動內需，有消費激情的群體，但同時，他們從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緊牙關，兢兢業業，一步步往上爬，在體面的社會聲望背后，隱藏著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有沒有標準答案？
不知從何時起，“中產”忽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報道層出不窮，一會兒是“中國有中產階層嗎”，一會兒是“我們都被中產了”。它已經不是一個規范的學術用語，在含糊的語義下，逐漸演變為大眾表達情緒的一種象征、一個特定標簽和符號。
不同的人對“中產”充滿不同的想象。商業文案會寫，我們的目標消費者是“中產群體”；許多人會抱怨“我壓根不算中產，還無法過上中產的生活”； 好端端一篇講故事的文章，開頭會這樣形容“他來自一個中產家庭”……中產，成為名詞、形容詞、動詞，廣泛潛伏在日常的語文里，時不時就會跳出來，引爆話題。
然而，究竟怎樣才算是“中產”呢？
“中產”概念是舶來品。早期，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其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概括了美國中產者的輪廓，并把這個概念推向世界。當時米爾斯認為，這批人主要依附于政府機關、大企業，專門從事行政管理與技術服務。然而，時代轉換，讓更多復雜因素填充進中產者的行列，美國的中產階層也幾經更迭。
在國內，這個外來概念相當模糊，大致可以與“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約等混用。劃分標準同樣幾度變更，從未達成一致的看法。于是，這個指代不明的語匯反而在大眾那里方興未艾，眼花繚亂。
經濟學家和官方統計經常把收入作為標準。比如，國家統計局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年家庭收入標準為6萬元-50萬元，并預測到2020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將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5%。
但是很多人會不高興。那些勉強跨入中產門檻的人，自覺日子過得苦哈哈、緊巴巴，好像算不上體面的“中等收入群體”。其次，光算收入也讓高學歷的人心里不平衡。白領們會強調，消費習慣、文化方式、受教育程度、審美品位等等，這些“精神指標”應該也列入其中。
很多學者，選擇從收入水平、職業、身份認同、社會聲望、教育程度、消費水準等綜合維度來界定這個人群。《福布斯》雜志公布過一個中產階層標準：生活在城里；25歲到45歲之間；有大學學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年收入在1萬美元到6萬美元之間。但爭議依然沒完沒了。
或許，關于中產階層，我們永遠給不了各方認同的標準答案。但對中產的熱議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總歸需要琢磨和解析。
體面的職業=中產？
菲菲是一名普通的公務員，月收入6000元以上。“算是中產，但處在一線城市的中下序列。”——這是她給自己的評價。
孩子不到3歲，朝九晚五的她，沒有太多精力照顧，全靠家人幫忙。只有難得的雙休日，菲菲可以陪伴孩子成長。但是每到雙休日，她只想倒頭睡到自然醒，好好休息，不思考，不煩惱，不做事。
今年，她的上司，作為公務員階梯里的中層，毅然辭職去上海市的一所重點中學當老師。上司說，兩者報酬差不多，但是老師顯然性價比高很多，每年寒暑假有大塊的休息時間，還有一個關鍵：這份工作和公務員一樣，屬于中產者的體面職業，轉換過來損失不大。
但教師真的算中產嗎？菲菲想起自己的好友，一位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學系的畢業生。這位好友在一所普通中學當心理老師，外人聽來都覺得不錯。同學聚會時，大家自然給她貼上“中產”標簽。一次偶然的機會，菲菲得知好友一個月凈收入才3000元不到，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好過，“她的生活，應該算不上中產吧？”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給出了他的答案：“如果以收入為標準，低收入的白領、教師等等，確實不屬于中產。他們也不會自認中產。”
但不知情的外人總以為，體面的職業就是中等收入的保證。人們很容易把“職業”作為判斷一個人收入的第一標準。醫生、律師、教師、白領，這些職業仿佛象征符號，讓人聯想到體面、高學歷、社會精英等等，給人“至少也是中等收入”的錯覺。
如果仔細區分，白領中的底層，月收入2000元。資歷尚淺的律師、醫生、教師，月收入未必超過3000元。而許多人議論中產時，卻往往直接用“職業”影射“中等收入”，隨后再制造“一個從事體面職業的人，結果連中產的生活都過不了”之類的窘迫話題，這本就不符合現實。
社會聲望=中產？
陸阿姨已年近50歲，到了秋天，常常穿著一件樸素的酒紅色針織衫，如果不臟，可以連續幾天不換。此前，她是一名從外地來上海打工的裁縫。過去的幾千個日日夜夜，她在家里踩著一臺破舊的縫紉機，做點小活。在這個并不缺衣少物的城市里，陸阿姨的裁縫生意越來越不好做。起早貪黑，勤勤懇懇，每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放在過去，她絕不敢相信自己能算“中產”。
然而去年底，變化發生了。那是陸阿姨“翻身”的好日子：她拿到了家政勞動的相關合格證書，去月子中心當上了一名“月嫂”。
月子中心無比歡迎陸阿姨，年底的保姆市場出現“用工荒”，他們正愁找不到人。中心包吃包住，去掉七七八八的上交費用，陸阿姨每個月的凈收入一下子超過1萬元。雖然帶孩子也辛苦，但與整日無休的針線活相比，還是好太多。
今年，陸阿姨把攢下的錢匯到老家，叮囑鄉下的親戚造一幢新房子，要4層高，下有院子，上有陽臺。“我現在回到老家，大概也算一名土豪了吧。”陸阿姨笑呵呵地說。
如果按照收入，現在她已能擠入“中產者”的行列。“月嫂這個職業，應該不算中產吧。”這句話，菲菲脫口而出。但說完，她又有點猶豫和愧疚，補充道：“我不是歧視啊，真的不是。只不過你想想，月嫂不需要高學歷，有些老阿姨大字不識，雖然我很尊重她們的勞動，但我們很多東西都無法溝通好像不是一個群體。”
同樣的收入，卻是社會聲望不同的兩類人，究竟該怎么算？
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矛盾。曾經的封建社會中，聲望和地位起決定作用。高高在上的皇帝，勢必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過得更有尊嚴。到了現代社會，一樣東西異軍突起，忽然破壞了這一切，它就是“市場”。
市場，是一個利益主體，它對“聲望”一無所知，有時甚至恰恰相反。中國的供需市場，抬高了保姆的收入，但是它暫時無法抬高保姆的社會聲望。于是，一個市場經濟時代才會有的矛盾，由此而來。
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社會的分層如果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人們就永遠不可能看到如今天這般，充分競爭和流動的市場繁榮。
還有人總結出這樣的規律：每一次社會重大的技術進步、經濟轉型，都會影響到社會的分層。
所以，對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分層序列一直處在變動中。收入和地位時有倒掛，是轉型期的常態。中國還出現了大學生做月嫂、賣豬肉等新現象。相比之下，“中產白領過得還不如保姆”這類抱怨，無需大做文章。誰又能說，幾十年以后，體力勞動者的社會聲望一定比白領低呢？
高雅消費品位=中產？
午后的工作時光，在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晚上的閑暇時間，去看一場電影或話劇；雙休日去健身房或打球；每年全家出國旅行，購買國外的諸多大牌，隨后在朋友圈分享單反相機拍攝的美圖，或寫下優美抒情的旅行感悟……
這就是不少人心中的中產者生活：懂得買什么樣的品牌，選擇怎樣的環境，欣賞什么樣的文藝作品，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吃素、健身、跑步，或上美容院……
保羅·福塞爾曾經說：“品牌有著圖騰一樣的魔力，能夠為穿戴者帶來榮譽。一旦穿上它，你就能把自己和成功聯系起來，彌補了自身地位無足輕重的失落，并在那一刻成為人物。”他描寫美國中產階層去餐館，根本不是沖著美食，而是沖著裝潢藝術或管弦樂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產者，常常自我安慰：至少我有文化品位。
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有些甚至不愿與改革開放早期的個體業主相提并論，盡管后者的經濟收入可能遠超自己。品牌成為這一群體價值觀和文化品位的綜合反映，也給中產者帶來自尊和優越。
社會分層
社會分層，是人們獲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據。而向上流動，是人生的奮斗目標。
當代的中產階層只是中國的第一代。言行舉止，難免帶有傳統的舊痕，同時也增添了當代的新貌。
東華大學碩士畢業的小琪，是出版社的美術編輯，月收入超過1萬元，丈夫目前經營一家小公司。她符合“中等收入群體”的經濟指標，也符合中產生活的文化指標。她認為，“中產，應該是能每周看一場電影、一次藝術展，做一次護膚，每天鍛煉身體1小時，每年連續5天以上的全家出游3次……”此外，她還算上孩子每年上萬元的教育經費、房子和車子的支出。
如果聊到中產這個話題，典型的中產者們，必定會把“文化生活和消費方式”，作為認同感的重要指標。畢竟，只有價值觀相仿、生活方式相似的人，才會甘心承認大家屬于同一群體。
但我們的情況更復雜一些。中產者中，有些仍然保持傳統“省吃儉用”的消費觀，無暇顧及文化品味。有些人盡管大學畢業，但文化審美依然薄弱。判斷一個人是否具備中產文化，我們往往出于直覺，時不時會把學歷和出身混淆進來。
而另一個問題是：當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們有了一定收入后，他們或他們的后代，文化生活是否也會跟著“中產化”呢？
在西方社會，這個現象很早就已出現。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自己編寫的教科書中明明白白寫道：“19世紀50年代，工人階級逐漸富裕，他們是否會‘中產化’成為一個論題第一次被提出來。支持者認為，那些收入與中產階層相當的藍領工人，也會采納中產的價值、觀點和生活方式。”
現實果然如此。在今天的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被媒體和商業雜志一輪輪推波助瀾，全社會都在學習中產的文化。漸漸地，這些藍領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改變，他們同樣會去看電影，買品牌，享受生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目前由于城鄉發展的差距，保姆、技術工人等，在收入水平上日益“中產化”，但文化仍有較大缺失，他們的教育背景，讓他們很難快速習得文化。但是未來10年、20年后，年輕體力勞動者的“中產化”，包括文化和生活的“中產化”，相信也會在中國出現。
寬松的生活=中產？
對于“70萬在上海不夠用”，于海的評價是“矯情”。
很多中產者會這樣曬賬本：現在孩子養不起啊，在上海孩子的教育經費上萬元，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平時免不了補課，或者上興趣班。上海的房子買不起啊，一買就成房奴了，等等。最后得出結論，別看收入可以，其實手頭沒有余錢，所以不算中產。
然而于海是這樣看的：“你在追求一種中產的生活方式，甚至更上一級的生活方式，由此造成手頭變緊，怎么就不算中產了？去問問真正的經濟困難的人，他們會計較在上海買房買車，給孩子上輔導班興趣課嗎？他們會計較一年出國旅游幾次，上健身房幾次嗎？”
小琪剛畢業時，終于買得起自己上學時買不起的服裝品牌，但她并未覺得高興。大學里對生活的美好想象一一幻滅，以為自己讀書好，工資會很高，可事實并非如此。于是她把主要心思放在更努力地干活上，曾有過三天三夜連續干活的記錄。
同學聚會時，比較是難免的。10年過去了，可能只有三五個人自我感覺不錯。
有一位同窗工作后整容，結婚又離婚，對事業、人生發展沒有太多規劃。也有同學渴望自由，開了小畫廊。另有人做老師，畫油畫，教書法，成為自由職業者。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煩惱，少有人覺得知足和幸福。
小琪的危機感來自與親人的對比。她驚訝地發現，學歷低于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婦，近兩年收入比她翻出幾倍。弟媳婦是大學本科畢業，第一份工作做外貿，起初英語一般，現在出國談生意是家常便飯，十年堅持在一家公司工作，如今年收入80萬元以上不成問題。另外兩個做生意的弟弟，收入都破百萬元。
“我的收入只有弟媳婦的三分之一。”小琪感慨。而現在，兒子已經10歲。她常常擔憂，當兒子20歲時，自己已經40多歲，“怕我的能力應付不了他的未來。別說是中產了，一點流動資金的余地都沒有。”
被問到自己是否屬于中產時，小琪的第一反應是抗拒，她斬釘截鐵地表示：“我不是。”
但是冷靜下來分析，比如問：你覺得自己屬于經濟上很緊張的人嗎？肯定不是。你覺得自己屬于社會的中間序列嗎？沉默半晌，終于點頭承認。“舅舅曾經說：別人還羨慕你呢。工作穩定，兒子讀書好，老公事業不差。你就知足吧，不要嘰嘰歪歪。我承認自己有點作，而我老公的憂患意識比我還強。”小琪說。
中國的中產階層正在崛起。于是有人熱情稱贊，他們與父母一輩不同，沒有經歷過物質匱乏的年代，懷揣夢想，也有能力追求美好生活。今天的中國青年比過去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卻是，“沒有經歷過物質匱乏”的中產們同時充滿焦慮。雖然表面過著高品位的生活，內心卻并不愉悅。否認“中產”這件事，至少能讓他們心里好受點，以此表達內心的不安。
中產者在擴大
還是在消失？
上世紀初，美國有意識地培育中產階層。媒體一直嚷嚷著，中產要有汽車，有按揭的房子，能出去旅游，學會信用卡透支。這些都是曾經的勞工階層做不到的。而今天，這些在美國都不再是問題。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情況則更加復雜。人們總覺得自己缺乏真正中產者的自由從容。對生活品質的高要求，是凝聚自我認同的標準。但唯獨不認同的是自己的經濟地位。
其實，無論國內外，中產都是辛苦奮斗的一族。勤奮、努力，無法任性與揮霍。一切未知的變動，都可能動搖現在的財富基礎。中產者經不起波折。疾病、孩子、家庭破裂，都會打破走鋼絲般的生活平衡。中國的中產者更是糾結于房產、教育、醫療和自身的養老。《一套房消滅一個中產家庭》等類似的帖子，每每都會在網上引發熱議。
比如，30歲的余先生是一名IT工程師，月收入近2萬元。他說自己要求不高，只想買一間40平方米的小屋。但是在一線城市的地鐵沿線，已經找不到每平方米一萬元的房子。買房把中國的中產逼到左右為難。有人說，房價正在磨滅年輕人的創業野心、創新能力和進取心。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曾經認為，日本的中產階層即將消逝。他設計調查問卷時，用幾個問題來判斷“你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嗎”。問題一：房貸是否對你造成很大的生活壓力？問題二：你敢不敢結婚或打不打算生兒育女？問題三：你對未來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費用擔心嗎？
翻閱各國對中產的研究，有一個共識是一致的：中產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概念。時代不同，對中產群體的理解和界定也會不同。
于海說，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不存在“中產階層”。
那時候，收入分配不是由市場決定，工資所體現的勞動價值也是不真實的。工人階級的工資幾乎一樣，無法區分。當時的社會還處在貧窮和均等化階段。社會分層主要看社會地位、職業聲望。比如說，工人社會地位較高。而工人中，國企工人地位比集體企業工人高。國企工人中，央企地位比地方企業高。一般而言，你所處的組織地位，就代表了你的社會分層。
改革開放以后，收入真實體現了勞動力成本。從那時候起，“中產”這群體才開始出現。
當時有個流行段子說中國和美國兩位老太太買房。中國老太太存了一輩子錢，晚年終于嘆氣說可以買房子了。而美國老太太則是先借國家的錢住房享受，晚年時感嘆著終于把買房的錢還完了。而現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中產者們，已經習慣了分期付款，按揭買房。消費觀念也在變化。
世紀之交，社會學家陸學藝在其著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把中國社會分為十大階層。他的分層，主要依據三個向度：經濟指標、文化指標、政治指標。三者并列。其中，“私營企業主階層”國外是沒有的，屬于中國國情。字里行間，他并未提及“中產階層”，而是用“中間階層”這個詞語。
即便是陸老的“十大階層”，今天也未必所有人贊同。甚至有人另辟蹊徑，提出按“決定權”來分層：多大程度上，你能決定別人，還是別人決定你。最典型的是公務員體系，一個普通的基層公務員，大部分情況當然是別人決定他，但是如果他掌握著一定的審批職責，他或多或少又可以決定服務對象的命運。
無獨有偶的是，最近英國社會學教授邁克·薩維奇出版的《21世紀的社會階級》 一書說：“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工人階級”這樣的傳統劃分方式已經不再適用。當下，英國需要一個新的中間群體，來反映中產階級的流動狀況。
中產者究竟是在擴大還是在消失？至今無解。中產本來就沒有統一標準。至今為止，它在我們的腦海，更像一個有文化特指的形容。
社會分層的意義何在？
時至今日，出身農村還是城市，仍然是中國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于海舉例說，高校自主招生，特別在乎學生的綜合素質，實際上就是以“城市文化”作為標準。城市家庭，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源，可以培養孩子的綜合素養。當觀察到自主招生已造成社會流動途徑變少，現在自主招生開始提出，必須給農村的孩子保留一定比例。這就是社會分層研究的作用，它能為改善社會出謀劃策。
而更重要的一點，分類本就是人們自我判斷重要性的一個依據。每個人都會去思考、去比較：自己究竟身處社會的哪個序列。比如農民工，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所以心心念念，盼望孩子能向上流動。當他們看到教育能改變命運，就會傾其所有，讓孩子考大學。但如果教育達不到預期目標，他們也會得出“讀書無用”的結論。他們在乎的是教育本身嗎？往往不是，教育只是一種手段，他們在乎的是自己身處的序列。
社會分層，是人們獲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據。而向上流動，是人生的奮斗目標。
于海認為，最近幾年，相關“中產”的議論頻頻出現，說明它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中國GDP的增長，讓越來越多的人有可能步入一個更富裕的階層，制造夢想與渴望。而“中產”，無疑是被大多數人所期待的。向往中產者的生活，向往中產者的體面，期望成為品位的引導者。
對中國來說，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期。一切來得太快，一切走得太快。當代的中產階層只是中國的第一代。言行舉止，難免帶有傳統的舊痕，同時也增添了當代的新貌。
中產一直被描繪為社會的“穩定器”，一個中產者占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的結構。他們是寧愿在麥當勞門口排隊一小時只為買一個漢堡，也不愿卷入紛爭的群體；他們是一直被商家青睞，能夠拉動內需，有消費激情的群體，但同時，他們從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緊牙關，兢兢業業，一步步往上爬，在體面的社會聲望背后，隱藏著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這樣論述社會的中間群體是什么樣：“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產也不像富人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他們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他們過著無所憂懼的平安生活。”
希望無所憂懼，是未來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生活寫照。
材料參考:吉登斯《社會學》,戴維.格倫斯基《社會分層》,郝洪樂《理解中國中產階層》
更多精彩資訊>>>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疫情之下的“隔空”情人節：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