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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時代”杠桿效應——

重拾人口紅利撬動經濟增長

長期來看，“全面二孩”將對中國的養老體系產生深遠影響，甚至與將來我們退休時能領多少養老金都有關系。專家表示，普遍二孩政策可以緩解當前我國養老體系中的缺陷，為養老體系“輸血”。通過30年新增1億人，緩解我國養老金“缺錢”的問題。在當前經濟進入中速增長的“新常態”這個關鍵時刻，全面放開二孩，是撬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雙重杠桿。文廣州日報記者肖歡歡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表示，中國老齡化速度加快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據預測，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將在2027年和2035年分別突破15%和20%，2050年將超過25%。

不調整比日本更嚴峻？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趨勢的逆轉，中國人口總撫養比在2011年降到谷底(0.38)，創造了較長時間的人口紅利期，對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貢獻率達1/4以上，可以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跟人口紅利有很大關系。但隨后，撫養比開始緩慢上升，2020年升至0.4，也就是5個勞動力養2個老人，2033年升至0.5以上，這就意味著，4個勞動力，需要撫養2個老人。

如果生育政策不調整，按照聯合國的預測，21世紀中葉以后中國人口撫養比依然持續上升，2070年將達到0.8的超高水平，即4個勞動力至少需要供養2個老人和1個小孩，嚴重威脅社會的穩定。這預示著多年來對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中國經濟面臨衰退的風險。

1990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11.9%，不久之后人口撫養比就迅速提高。在人口結構發生這種變化的同時，日本經濟出現逆轉，從減速開始直到停滯。日本這些年的經濟泥潭，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齡化。

反觀中國，201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9.1%，已經接近于日本1990年經濟增長減速時的老齡化水平，在“十二五”時期，中國和日本一樣，人口撫養比提高，并且這一趨勢不可逆轉。比日本當時的情形更嚴峻的是，中國當前還面臨著“未富先老”的挑戰。

全面二孩政策從中長期來看，可以稀釋人口撫養比的快速上升，比如，在2035年，將其控制在0.5左右，而如果沒有二孩政策，則有可能是0.6。

為養老體系“供血”？

盧邁表示，老齡化除了對經濟增長有影響外，給我們的養老也帶來很大沖擊。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等，還不能適應老齡化時代的需求。當前的狀況是“未備先老”。同時，財力準備不足。一方面，養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較大缺口。中國公共支出中用于社會養老保險的比例并不高，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也較窄，相當一部分老年人的養老金給付水平較低，2011年企業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2.9%，農村地區的養老金水平也只有每月55元。另一方面，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潛伏著財務危機。有近一半省份的養老金收不抵支，且養老金投資收益率過低，年均收益率長期不足2%，低于同期的通脹率，意味著養老金縮水。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長，特別是被制度覆蓋的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社會養老保險金支出將大幅增長，養老金面臨“入不敷出”的虧空風險。

他認為，“未富先老”絕非危言聳聽。“如果不馬上放開生育政策的話，20年后誰來工作、誰來養活數億老年人？”盧邁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提高家庭抗風險能力，增加未來勞動力的供給，緩解家庭老年扶養負擔，否則，將來兩位中年人不僅要養活4位老人，甚至還要養活這4位老人的父母。在他看來，放開二孩就是要保持整個養老體系的動態平衡，為養老體系提供新的“供血者”或“接盤者”。在放開二孩政策實施的中長期，待生育率達到2.1的替代水平，整個養老體系的壓力就大大降低。

社保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測算，放開二孩后，在30年~40年間，如果能新增1億人口，屆時，我國的養老金規模能有5%以上的增速，將可以大大緩解養老金缺口的壓力。

鄭秉文表示，我國的養老金空賬有1.3萬億元，養老金投資收益率還不到2%。這就相當于你在10年前把能買三居室的錢存進了銀行，而且給你一個2%的利息，10年之后再取出來，你連一套居室都買不起。“打個簡單的比方，現在70后、80后正是當打之年，但二三十年后，沒有足夠的年輕人來養活這部分人了，養老金也不夠花了，現在必須新增出一批勞動力人口來養活這一代人。”

他認為，在當前經濟進入中速增長的“新常態”這個關鍵時刻，全面放開二孩，是撬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雙重杠桿。

放開已是“火燒眉毛”？

鄭秉文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少子化”的擔憂。他告訴記者，目前，國際上對少子化的量化標準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但少子化可以從“總和生育率”（TFR，指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數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作為指征。如果將其轉化為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為18%左右。“少兒贍養率”也可以衡量少子化程度，即0~14歲人口占15~64歲人口的比例。一般來說，如果將總和生育率“2.1”轉換為少兒贍養率，25%可視為少子化的一個標志。而少子化與老齡化都是人口結構發生逆轉的體現，中國人口結構在這兩個方面都面臨壓力。

截至目前，根據聯合國預測，2015年中國的平均壽命為75歲。相比之下，2015年發達國家的人均壽命僅為78.3歲，中國的人均壽命已經非常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另一方面，中國少子化現象更加嚴峻：2010年中國剛剛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人均GDP為4200美元以下），總和生育率就已經下降到1.53，而當年全球“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總和生育率則是3.08，中國差了一倍。與“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為4200~13500美元）平均總和生育率1.82和“高收入”國家的1.76相比，中國的數據也偏低。

2015年的數據顯示，就總和生育率來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1，而高收入國家平均只有1.75。就總和生育率來說，高收入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屬于少子化國家，比如，英、法、德和美國。不過，這些國家有移民政策，可以通過移民來降低生育率低帶來的人口老齡化風險。

相對之下，在“長壽風險”和少子化的雙重夾擊下，中國人口結構急劇逆轉，老齡化的速度驚人。60歲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在2015年上升到15.2%。這其中，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少子化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推手之一。在這樣的人口形勢下，五中全會果斷作出全面放開二孩的決定，這是非常及時且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說迫在眉睫，對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穩定，都將產生深遠影響。“對于嚴重的老齡化，二孩政策就是強心針，說實話，放開二孩已是火燒眉毛了，要是早兩年放開就好了。”

少子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明顯。在少子化趨勢下，勞動就業人口占比將逐漸下降，進而，人口規模將呈絕對下降趨勢，在土地、資本、技術等其他要素不變的條件下，勞動供給減少必將減少勞動產出，經濟增長必將受到影響。而放開二孩，是補充勞動力供給的最直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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