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嬰原名盛俊峰，當代俄羅斯文學翻譯權威，24日晚去世，享年93歲。
盡管大學時聽文學社社長朗誦普希金小說《射擊》已是37年前，10月24日翻譯家草嬰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后，俄羅斯文學愛好者謝謙還是有些惆悵，“傅雷、草嬰先生這樣體制外以翻譯為終身事業的大師，再也沒有了。”他覺得，這似乎意味著一個俄羅斯文學翻譯時代的結束。
幾乎與此同時，俄羅斯文學優秀譯者之一、學者鄭體武想到的是，大師凋零，“文學中心主義”也已從日常生活剝離，當代優秀俄羅斯文學介紹到國內的過程更加步履維艱。“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歷經三次熱潮，第一次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選擇，第二次是國家意識形態起了很大作用，第三次是讀者、譯者、作者的選擇。”和眾多出版社一樣，鄭體武對現狀有清醒認識，曾經的盛況可能不會再出現了，“全世界范圍內，文學在生活中的地位都在急劇下降。”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的冬妮婭，是八十年代許多年輕人暗戀的對象。圖為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
榮如德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最大的兩本書：《白癡》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圖為1986年上海譯文版《白癡》。
“她那么富有同情心，敢去愛”
“1974年/彷惶而無從墮落的歲月/一個布爾喬亞的少女/成為你僅有的心事”，謝謙說，學者劉小楓那篇著名的《懷念冬妮婭》1996年在《讀書》雜志發表后，他激動不已，想起年少往事。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后來成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謝謙還是大巴山深處一個縣城的高中生。家庭出身不好，被降至社會最底層，讀大學沒有希望……他感到壓抑，看不到希望，但是和有些變得自暴自棄的同齡人不一樣，謝謙轉而閱讀文學作品。
那個時代，外國文學作品多來自蘇聯，《母親》《鐵流》《毀滅》《童年》……謝謙把能找到的書都看完了。幸運的是，縣城里還有一批中蘇關系交惡前引進的19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這也是繼古希臘羅馬文學、莎士比亞創作之后，公認的世界文學“第三高峰”。這些書在當時是禁書，但總有大膽的人從圖書館偷走。謝謙也暗地從好朋友那里借了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契訶夫等人的作品。能夠與世界一流作家相遇，無疑讓狹小的世界突然打開了很大一扇窗口。
盡管畢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最令謝謙刻骨銘心的文學作品形象還是冬妮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女主角。這位爽朗溫和、有著烏黑粗大辮子、喜歡穿一件水兵式衣裙的資產階級少女，也是當時男孩子集體暗戀的對象。“她那么富有同情心，敢去愛"小流氓"保爾。”謝謙感嘆。在宣漢縣城，也有一位美麗善良的革命家庭少女，羞澀內向的謝謙卻根本不敢跨越階級差距的鴻溝，吐露對她的絲毫愛戀。
尤其是小說最后，在鐵路上鏟雪的保爾和新婚后的冬妮婭意外重逢，漫天飛雪中兩人對視的細節謝謙至今記憶猶新，就像劉小楓寫的，“一個英雄必經的考驗/而此刻你終于明白/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
“那時國內作家的"紅色經典"都是沒有人性、愛情可言，工農兵詩歌中充斥的是紅旗、太陽這些意向。讀到俄羅斯文學作品，無疑是黑暗中亮起的曙光。”接受記者采訪時，謝謙還即興背誦起《致大海》《致西伯利亞的囚徒》《給娜塔莎》等普希金詩歌的經典片段，“美麗的夏天衰萎啦，衰萎啦/明朗的日子正飛逝過去……”
“年輕時的閱讀，對人一生影響很大的。”特別是禁書中描寫的俄羅斯貴族，讓他感受到了一種高貴、自由和光明，精神隨之提升，這構成了他的性格底色。“我沒有淪落，內心也不是那么委頓。”1977年恢復高考后，謝謙如愿考到了北京，是縣城里唯一考上大學的青年。
1977年開始，草嬰以一己之力，翻譯了400萬字的托爾斯泰作品。圖為上海譯文1983年版《復活》。
俄羅斯畫家伊莉莎白·伯姆（Elisabeth Boehm）在20世紀早期為《戰爭與和平》的女主角娜塔莎·羅斯托娃所作的插畫。
從追隨到心態變化
說起冬妮婭，還有當時謝謙為了那驚鴻一瞥的《天鵝湖》片段，而反復觀看的革命電影《列寧在十月》，表情嚴峻的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鄭體武也笑了。他是60后，年少時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沒有謝謙深，但那些美好的片段依然是青春期難以磨滅的記憶。鄭體武后來選擇了俄語專業，并成為著名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
“沒有哪個國家的文學，像俄羅斯文學一樣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鄭體武說。俄羅斯文學第一次大規模傳入中國是“五四”時期。魯迅翻譯了果戈里的《死魂靈》；瞿秋白翻譯了《三死》、《伊拉司》、《阿撒哈頓》等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巴金更是譯著頗豐，翻譯了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和《往事與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處女地》等作品。
“就像魯迅先生說的，俄羅斯文學對現代中國文學影響最深。在文學觀念、題材還有語言革新上影響都非常深遠。”鄭體武還特別提及，當時西方文學更注重消遣、娛樂，俄羅斯文學則嚴肅沉郁，這種“為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是晚清以降，以救亡啟蒙為抱負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接觸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后，最終確定以俄羅斯文學作為學習對象的重要原因。很多作家用白話文寫小說也是模仿俄國作家開始，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曹禺的《雷雨》。
1949年至“文革”前，是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鄭體武說，在國家大力倡導下，大量蘇聯時期的文學作品被翻譯過來，“現在很多人一提到當時的文學作品就不太喜歡，其實就是不少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譯過來了。但和同時期中國作家相比，蘇聯作家艾薩克·巴比爾難道顯得粗糙嗎？”
不過，在新經典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看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俄羅斯文學受中國讀者歡迎，是有疑問的。“當時政治形勢下，被冠以革命色彩的蘇聯文學實際上是被臉譜化了，這個標簽一旦貼上，很難去掉。就像智利詩人聶魯達在中國一度被認為是革命詩人，其實他的情詩寫得非常好。”他認為，這也是后來，更多外國文學引入中國后，俄羅斯文學開始流失讀者的原因之一。
“文革”結束后的80年代，俄羅斯文學再次繁榮起來。翻譯界聚集了大批五六十年代培養起來的俄語人才，草嬰和榮如德等老一代翻譯家也重新拿起譯筆。以草嬰為例，1977年開始，他翻譯了400萬字的托爾斯泰全集；榮如德則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最大的兩部長篇小說《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
那時鄭體武在蘇聯留學，他記得當年購買一套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要憑票，印量達到1700萬套。而在同時代的中國，讀者對外國文學的熱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譯林》發行量空前，為了買到最新的雜志，有人甚至凌晨兩三點就在郵局門前排隊。
不過，鄭體武也說，80年代“老朋友”回來后，國人心態發生了變化，不再唯俄羅斯文學馬首是瞻。“這時中國人睜眼看世界，自然對其他國家文學產生興趣。又恰逢拉美文學爆炸，展現了一個魔幻而全新的文學世界，對讀者吸引力自然更大。”
翻譯大師逐漸凋零
在位于上外的辦公室里，鄭體武的書桌上堆著小山似的書籍，擺在最上面的是新近出版的譯作《落葉》和《隱居及其他》，作者是19世紀末、20世紀之交俄羅斯文學重要代表的羅扎諾夫（又譯羅贊諾夫）。“封面設計得很美，還分成了上下兩冊。”他拿起一本《落葉》，摩挲著封面告訴記者。羅扎諾夫被認為是文壇怪才，鄭體武一直想在中國推廣其作品，但幾年下來，讀者反應非常平淡。
此前，鄭體武還翻譯過《勃洛克葉賽寧詩選》，以及最受俄羅斯讀者歡迎的作家維克多·佩列文的代表作《夏伯陽與虛空》。這本書在豆瓣上評分高達8.4，但發行量非常小，“只印了5000冊，現在想買也買不著。”對于兩部嘔心瀝血的新作將面臨何種市場反響，鄭體武不愿談太多，“我翻譯不是為稻粱謀。”
如今，鄭體武這樣的有穩定高校工作的學者，構成了高質量俄羅斯文學譯者的主要隊伍。“像草嬰先生那樣做專職翻譯，完全不能生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說，他也想全身心投入文學翻譯，但是不得不在生計、職稱等現實面前低頭，“出版社的翻譯稿費，一般千字80元。我曾經花差不多兩年業余時間翻譯了一本20萬字的優秀俄羅斯文學作品，稿費1.6萬元。而我的學生出去做商務口譯，一小時就可以賺幾千元。差距這么大，年輕人也有生活壓力，誰還愿意來翻譯文學作品？”
何況，就像90年代時，草嬰先生等人反對將上海翻譯家協會更名為翻譯工作者協會時堅持的一樣，文學翻譯是有門檻的。“我們始終認為，翻譯者和翻譯家是兩碼事，翻譯家主要是指文學翻譯者。”當時，草嬰這樣說。黎遙也告訴記者，譯者的黃金時段是30歲至50歲，但現在俄語翻譯兩極化特別嚴重，或者是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或者是老先生。年輕人會有行文、翻譯方面的錯誤，一些老先生則思想斷檔，“曾經的意識形態教育對他們的影響非常深。有人會在翻譯過程中認為原作者的思想不對，自行修改或者干脆刪除。譯者怎么能隨便介入作品呢？是否刪減應該是由專家論證，而非譯者的單向處理。”
不管怎樣，在譯林出版社俄羅斯文學編輯馮一兵看來，俄羅斯文學翻譯大師凋零，是不可逆轉的事實。除了剛剛仙逝的草嬰先生，4月，他還送走老師、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系教授余一中。而去年底，曾與巴金合作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翻譯家臧仲倫先生也逝世了。“看著熟悉的老先生一個個走了，非常難受和遺憾。”
獲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人文情懷依然存在
“俄羅斯文學出版在中國不是熱點。包括獲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半個多月以來，市場反響依然比較平淡。”10月29日，霜降的一場雨后，黎遙在電話里這樣告訴記者。
馮一兵也說，如今出版社出版的俄羅斯文學作品集中在名著，諸如俄羅斯布克獎等國內大獎中涌現的優秀現當代文學作品，從90年代開始譯林出版社就一直在推，“但是曲高和寡。”
“這可能與讀者閱讀口味有關，也與地方的整體氣息有關，畢竟文學是奢侈品。”黎遙是70后，因為時代原因，幼年時還接觸過經典俄羅斯文學作品。但他發現，80年代以后出生的讀者，對俄羅斯文學就有明顯隔閡了：他們會抱怨小說人物名字很長，難記憶。書中展現的俄羅斯生活習慣也非常陌生。“當代中國讀者，對日本甚至韓國文化的熟悉程度都遠超過俄羅斯。這與文化輸出有關，中國觀眾看日劇、韓劇，甚至泰劇，還有寶萊塢電影，但是對俄羅斯影視作品，還停留在《兵臨城下》——那都是十幾年前的電影了，我們對當今俄羅斯的敘述方式非常陌生，不管是影視，還是文學作品。”
采訪中，譯者、讀者，還有出版社編輯都一致認為，俄羅斯文學在中國曾經的輝煌很難重現。“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是在無書可讀的特定時代形成的。”謝謙強調。鄭體武則認為，其實不僅是俄羅斯文學，全世界范圍內文學都面臨衰退。
多元化選擇之下，還應該再讀俄羅斯文學嗎？“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人類共有的財富。”馮一兵說，蘇聯解體后，現當代俄羅斯文學受后現代主義影響比較大，寫作風格千姿百態。但從普希金、托爾斯泰，包括后來的“白銀時代”以來，一代代作家自覺繼承了俄羅斯文學中對普通民眾深刻的人文關懷，還有細膩的寫作手法，這也是俄羅斯文學閃耀的獨特魅力，“你如果看了普拉東諾夫的俄文版小說，會流下眼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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