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陳獨秀的孫女陳紅
松年一家
葉尚志還記得安慶東南角上陳松年的破舊蝸室,墻上掛著其父陳獨秀四十多歲的相片,陳獨秀留了一撮短須,目光炯炯。旁邊掛著生母高曉嵐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閨秀氣質。高曉嵐1930年在安慶病逝,她撫養了親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殤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慘死,家破人亡,處境艱辛險惡。在漫長的歲月里,陳松年一家只得韜光養晦,使他養成謙恭本分、與人無爭的性格,與兩位兄長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將占領安慶之時,28歲的陳松年弄了幾條小船將家中的財產全部搬到鄉下,藏在陳家的祠堂里,結果日本人還是將祠堂里的財物幾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幾件破家具。隨后,陳松年夫婦帶著祖母謝氏和剛滿1歲的大女兒長瑋從安慶乘船到武漢,見到了剛剛獲釋的父親陳獨秀和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繼母潘蘭珍。
雖然日子十分艱難,但是陳松年一家的到來,給陳獨秀平添了不少的歡樂。在陳獨秀人生最后歲月里,陳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兒子。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復雜因素,延年、喬年兩位烈士的名字也不為人知,松年一家處境沒有什么變化,甚至生活也無法維持。
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登艦迎接主席下地。談話間,毛澤東遂問:“陳獨秀家里還有誰?”傅說:“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
當得知陳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最高領袖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后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地方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30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學有功底、見多識廣的陳松年才被安排為市文史館員,后為省文史館員。1979年,正值撥亂反正之際,陳松年斗膽致信給安慶有關部門,要求重修陳獨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復:以家屬名義重修,錢由官方出。重壘一座如百姓無異的墳頭、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幣。于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復政策后,陳松年子女陳長琦、陳長璞等作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陳長琦現為合肥工業大學教授。陳長璞潑辣、開朗,曾任安慶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安慶僑聯副主席等職,對家史非常鐘情。
1981年,如先祖一樣直率的陳長璞為陳獨秀“歷史遺留問題”上書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領導就墳墓一節做出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重修,并望報中央。
安慶市財政再撥款2萬元,第二次修墓。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墳頂卻未封,依舊黃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蓋棺而論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極簡略地鐫著安徽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題寫的“陳獨秀之墓”五個字。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眼瞅著為陳獨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遙了,不知為何卻又杳無音信。陳長璞卻堅信冰雪終將消融。1998年,在李鐵映、曾慶紅的批示下,安慶的“陳獨秀工程”終于有了突破性進展。
在歷代后人的推動下,碑上的銘文從“乾生”到“仲甫”、再到“獨秀”,公理在一年年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