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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海安市有關給予二孩、三孩家庭購房補貼的內容引發了熱議。

海安市相關政策顯示，到明年2月底，子女未滿18周歲的二孩、三孩家庭，購房時憑戶口本或出生證明，在市場價格基礎上二孩家庭給予每平方米200元、三孩家庭給予每平方米400元的優惠。

根據澎湃新聞記者不完全統計，今年下半年以來，省一層面的，至少已有5省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

今年下半年以來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的省市的不完全盤點 制圖 彭艷秋

育兒政策多樣：補貼金、購房優惠、直接配租公租房

8月2日，四川攀枝花首個“二孩”家庭成功申請到育兒補貼金。此前，攀枝花公布為二、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500元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

這是全國首個發放育兒補貼金的城市。

根據攀枝花出臺的《關于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對按政策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戶籍家庭，在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生育的孩子，3年共能獲得補貼1.8萬元。

攀枝花的育兒補貼金，可謂鼓勵生育的破冰式探索。

實際上，下半年以來，多個省份在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過程中提出建立育兒補助相關制度。

吉林省明確應當建立育兒補貼制度，完善促進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黑龍江省明確實施生育三孩政策，要求用人單位設立育兒假，政府將實施育兒補貼制度、增加托育供給等；安徽省提出對生育第二個子女和第三個子女的，給予補助，補助的具體標準由設區的市根據實際情況規定；湖南省提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健全完善義務教育、婦女就業、住房、生育等方面服務的保障機制，鼓勵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對依法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建立育兒補貼制度。

其中，安徽省的補助政策還包括，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對嬰幼兒家庭入托、入園給予一定補助。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時，對符合當地住房保障條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以根據未成年子女數量在戶型選擇等方面給予適當照顧，并可以根據養育未成年子女負擔情況制定實施差異化租賃和購買房屋的優惠政策。

除了省一級的“頂層設計”，一些區縣也出臺了一些育兒補助相關政策。

比如，9月15日，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出臺的《臨澤縣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見(試行)》提出：對在臨澤縣公立醫療機構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發放5000元育兒補貼，三孩每年發放100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三歲；在轄區內公辦幼兒園就讀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學年給予1000元的資助，三孩每生每學年給予2000元的資助；對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在臨澤縣城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4萬元的政府補助，在各中心集鎮、屯泉小鎮、丹霞康養村等集中居住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3萬元的政府補助。

10月8日，北京朝陽區人民政府發布《2021年朝陽區面向“未成年子女數量較多”輪候家庭組織選房的公告》，公告中表示，啟動首批對多孩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的計劃，配租對象為2021年9月30日前取得公共租賃住房備案資格且尚未配租配售的“未成年子女數量較多”的朝陽區輪候家庭。

實施育兒補貼政策的地區會越來越多，能打動年輕人嗎

“可以預見，對于育兒補貼這樣的政策，會具有政策擴散的效果，越來越多的城市或地區會實施相關補貼安排。”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

發放育兒補貼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年輕人的生育意愿？

已育一孩的胡先生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自己不考慮二孩。

“養孩子要付出的精力太多了，不僅是錢。我還是想工作上有點成績，再生一個孩子，我工作就得完全劃水了。”胡先生說道。

胡先生在上海讀完碩士后回到家鄉貴州工作，他認為，生育二孩三孩留給工作的時間會被極度壓縮，職業上升通道可能會逐漸被關閉，他還是想將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事業以獲取更好的職業發展。

在上海一家企業工作的王女士也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我現在是一個孩子，未來讓我做出二孩三孩決定的肯定不會是這些政策。影響我的決定的，一是我自己家庭的經濟能力，二是我們的個人意愿。”

據此前媒體對攀枝花地區的報道，對于本就需要承擔生育成本的家庭來說，這樣真金實銀的補貼沒有理由不受到歡迎。“不像大城市，小城市居民普遍還是愿意去生育的”。

可以確定的是，育兒補貼政策，不像延長生育相關假期那樣會因為惡化女性就業處境而遭受非議。

任遠表示，對不同人群群體和不同地區，生育補貼的效果會有所不同。對于當前的低生育率而言，過高的生育成本會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因此生育補貼和生育成本的相對關系，會使得政策效果有很大差別。

他舉例說，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相對于較高的生育、撫育和教育成本，生育補貼的作用其實微乎其微，對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激勵作用會比較有限，而對一些貧困地區，民眾的基本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生育撫育和教育的家庭投入相對較低，實施生育補貼政策，可能更容易對民眾生育意愿產生調節性的效果。

任遠指出，在影響生育的各種因素中，除了經濟成本因素，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工作和家庭的沖突可能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更為顯著。他建議，除了生育補貼以外，應考慮綜合的生育服務和支持的政策，從而為提高人們的生育需求，為家庭的生育、撫育和教育創造良好的服務和支持。

“對于補貼錢的生育政策來說，更好的做法可能是根據家庭成員數量提供稅收抵扣或稅收減免，現在國家稅收政策也有相關的安排，但是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可以根據家庭生育子女數量不同，有不同力度的稅收減免。例如沒有孩子的家庭，可以不必要進行稅收減免，有一個孩子，提供相應的稅收減免，有兩個、三個孩子提供更大額度的稅收減免。”任遠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