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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11月29日獲悉，相關部門正推進《上市公司監督管理條例》制定工作。其中，該條例將對獨立董事相關規則做出具體安排。

專家表示，證監會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規則(征求意見稿)》，是對既有獨立董事規則的修正性重述，并非是對當前獨董制度的改革。他們呼吁，強化獨董獨立性、完善獨董任職程序以及強化獨董在關聯交易、信息披露方面的特定程序規則等。

在康美藥業案一審判決中，獨董被判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涉及金額巨大。半個多月來，約40位A股上市公司獨董請辭，獨董群體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多位專家直言，由于欠缺獨立的選拔、運行機制以及有效的激勵和保護機制，中國獨董陷入既不“獨立”也不“懂事”的尷尬境地。他們建議，著重從強化獨董獨立性、優化獨董任職程序、強化激勵機制等方面入手，重塑獨董生態。

震動：獨董職位成了“燙手山芋”

被稱為“中國集體訴訟第一案”的康美藥業證券糾紛案于近日作出一審判決。在傳遞“零容忍”信號，發揮“懲首惡”作用的同時，該判決結果的強烈示范效應還深深地震撼了上市公司“獨董圈”——康美藥業5位時任獨董被判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涉及金額上億元。

據不完全統計，自“康美藥業案”一審判決作出至今，約40位A股上市公司獨董辭職。一時間，獨董這個“圈子”被推上“風口浪尖”，獨董這個“位子”淪為“燙手山芋”。有“資深獨董”因辭職舉動招來坊間議論，還有上市公司因獨董離職而股價大跌，更有董責險因定位精準而爆紅大賣……震動之下的眾生相，以及不斷揭開的“獨董圈”現狀，引起眾人圍觀，更促使各方深思。

2001年，證監會發布《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了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獨立董事，標志著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框架中的建立。然而，作為舶來品的獨董制度，并未發揮出預期中的作用。“康美藥業案”更是將對獨董既不“獨立”也不“懂事”的討論引向深入。

“經過‘康美案’，部分獨董或許發現自己缺乏履職的能力和條件，且該案獨立董事承擔的民事責任遠高于收益，辭職現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獨董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風險意識在覺醒。該案也反映出獨董的制度設計存在一些缺陷。各方應當借‘康美案’這一契機反思：正處于‘十字路口’的獨董制度應向何處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說。

針對近期較多獨董辭職的現象，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立董事委員會主任湯欣在接受中國證券報·中證金牛座記者采訪時表示，擔任獨立董事是一項嚴肅的莊重使命。他呼吁，在新證券法施行，特別是標志性案例可能加快行業生態重塑的關鍵時期，更應三思而后行。“對于大多數治理良好或雖有瑕疵、但對獨董工作能夠給予配合的公司，持續勤勉盡責、幫助公司改善工作，防范違規失范行為，是獨董的職責所在。”

“某種意義上，司法系統作出這樣一個判罰，對于獨董圈子來說也是好事，給全體獨董同仁們敲響了警鐘。”近期，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立董事委員會副主任劉紀鵬在回應辭任萬潤股份獨董一事時說，“辭職純屬巧合，不會在關鍵時刻當‘逃兵’。”

尷尬：既不“獨立”也不“懂事”

那么，為什么在引入A股市場20年之際，獨董制度陷入如此尷尬境地？

在專家們看來，首先，人情社會下的獨董選任機制決定了獨董獨立性的先天不足。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說：“目前獨立董事選任機制仍是過去的老一套，由大股東提名，由上市公司支付報酬，這在很大程度上把獨董的人身依附關系和上市公司大股東以及上市公司做了捆綁。因此，不少獨立董事不能真正超脫、獨立地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其次，信息不對稱、消息來源單一，造成獨董履職基礎不牢固，只能被動、片面地履職。“獨立董事面臨著無日常工作機構、無辦公履職設施、無履職權威的‘三無’尷尬。信息不對稱和來源單一，沒有履職的常設和權威機制，造成獨董很難主動履職和全面履職，往往只能被動履職和片面履職。”同時擔任多家A股和H股公司獨董的學者尹曉冰說。

再者，在現行薪酬津貼水平下，要求獨董履行公司董事義務并承擔相應責任也不現實。“我國獨董平均年薪在8萬元左右，只有其他董事的七分之一左右。薪酬水平過低是無法支撐獨立董事履行公司內部董事職責的客觀原因之一。”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曾洋稱。

此外，獨立董事積極履職缺乏細化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基礎以及堅強后盾。南開大學講席教授、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長李維安指出，目前，我國立法并沒有將獨立董事與其他董事、監事和高管的法律責任加以區分，獨董承擔的風險與其獲得職務收益之間可能出現嚴重失衡。獨董權責不匹配的問題愈發凸顯，致使履職積極性有所下降。

重塑：獨董生態亟待全面修復

無疑，全面改革獨董制度已迫在眉睫。專家建議，在追責動真格下重拳、促使獨董歸位盡責的同時，從長遠來看，通過對獨董制度權、責、利的全面重塑，從根本上補齊制度短板頗為重要。他們認為，讓中國獨董真正做到既“獨立”又“懂事”，應著重從強化獨董獨立性、優化獨董任職程序、強化激勵機制、細化法律法規等方面入手。

“產生機制不夠獨立，造成獨立董事履職缺乏獨立性的堅實基礎。”尹曉冰說，改革獨立董事的產生機制尤為迫切，可考慮由交易所或投資者保護中心遴選建立獨董庫，再由交易所或投資者保護中心提名，通過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差額選舉產生獨立董事，這將優于目前上市公司主要管理者、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決定獨董產生的機制。

讓獨董“懂事”，應改變獨董獲取信息不對稱的現狀。“獨董專職化是改革方向。”劉俊海建議，推廣專職的獨董制度，“最好的辦法是一位獨立董事只負責一家公司，且獨董要在公司坐班，堅持車間巡查、監督。”此外，北京邦道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發起人武紹智認為，公司應保證獨董能及時準確地獲取全面信息。

完善獨立董事的激勵機制，對于不盡責的獨董進行自律性懲戒，乃至追究其法律責任，對于積極盡責的獨董則應進行嘉勉。專家建議，建立聲譽評價體系，加大對獨董的負向激勵。“可通過建立獨董市場負面清單和準入制度，一旦獨董因個人原因，導致所在的公司破產或涉嫌違法違規，其將面臨個人聲譽的重大損失，甚至將面臨終身禁入資本市場的重大處罰。相較于正向的經濟利益激勵，根植于聲譽的負向激勵，或許更能調動具備專業知識的高素質人才加入獨董的隊伍。”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田軒說。尹曉冰則建議，建立獨立董事履職的科學履職標準和客觀考核機制，獨董的薪資津貼要根據履職考核結果差異化發放。

此外，細化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厘清勤勉盡責義務和賠償責任。“應構建獨立董事有限責任制度，對獨立董事與其他董事、監事、高管實施違規分類處罰，并依據其過錯大小以及津貼總額合理限定獨立董事的賠償數額。比如，日本公司法以董事從其任職公司獲取的一定年度平均薪酬、津貼的總額為限承擔責任的實踐，判處獨立董事依其過錯大小、以其收入總額為限對投資者的損失承擔相應責任。”李維安說。

湯欣透露，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修改完善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責任的相關司法解釋，這將是該項司法文件自2003年制訂以來的重大發展。“在獨立董事的民事責任方面，期待其對于證券法上的責任條款進行合理解釋，一方面為獨董履職維持法律責任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則對勤勉盡責的獨董提供減免責任的現實機會。”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