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習近平掌舵中國以來，中國的改革進入一個新階段。“時移世易，變法宜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改革發展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在我國社會加速轉型的過程中，一個根本的突出的問題是，轉型的方向和目標應該如何確定,未來的中國究竟應該往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再度復興，既要埋頭苦干，更要抬頭看路。改革開放的接力棒傳到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手中，社會轉型已經是一場事關中華百年國運的輸不起的戰役！筆者通過對習李執政三年來的回顧，不惴冒昧，就中華復興的一些重大問題談談自己的理解，并且提出一些設想，以饗讀者。
東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改革再出發之際，我們首先要充分認知復興進程的文化與文明背景，從而搞清楚中華復興的客觀環境和基礎。在人類走向未來的過程中，存在以美國文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的兩種方向選擇。我們對這兩種前途分別加以考察。
美國的文明模式不過是西方商業文明發展的巔峰階段。西方商業文明的興起也不過是幾百年的事情，其文明的特質在于一個“爭”字，提倡生存競爭、自私自利和優勝劣汰，崇尚叢林法則，這種文明范式究其本質而言，漠視他人或者其他種族的生存，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遭滅絕性的屠殺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殺人如麻，在短短幾百年中遭迫害和殺戮而死亡的無辜人數是人類戰爭史以來死亡人數的絕對多數。日本百年前脫亞入歐，學的也是軍國主義，就有中國抗戰時期3000多萬人的死亡，其中絕大部分是無辜平民！二戰以來大部分局部戰爭仍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策動或者直接發動的。這種文明的內核在于生存競爭和相互壓制。西方這種文明階段的極端發展實際上在挖掘和弘揚人的動物性或者獸性一面，骯臟和血腥伴隨著這種文明發端和興起，具有反人類的特征。
雖然美國總統羅斯福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傾向，極力推動二戰后民族自決原則的確立，其意圖在于摧毀英國和法國等老牌列強的殖民體系，但是二戰后的民族獨立浪潮客觀上大大加速了越來越多民族的覺醒進程，促使這些民族對自身或者國家的生存經驗與教訓進行反思，這些民族主體的生存意識或國家利益凸顯，而民族覺醒卻反過來推動西方商業文明中的極端利己主義和叢林法則的被摒棄過程，其最具代表性和諷刺意義的是美利堅民族生存模式的失道寡助。
作為碩果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中華文明的內涵更多的體現在一個“和”字。幾千年來中華都是斗而求和，和睦相處，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中華歷史上的對外之戰，北方民族多被驅逐或者融合，很少將其他民族滅族。即使是戰爭殺人過多，比如秦將白起的坑趙卒四十萬，也是被史筆譴責的。大詩人杜甫的“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欺凌，豈在多殺傷”的詩句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這種文明的內核在于和諧共存和共同創造。
當前的中華復興進程，當然是重新發端于新中國的成立，民族復興的文明基礎仍然在于我們在全世界重新提倡和推廣“和諧共存”的價值觀體系。新中國以來，我國政府在國際關系中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幫助亞非拉很多國家，是這種“和”的精神的繼承與發揚。
習近平執政三年來，在對外關系上仍然強調“和”，主張“世界各國和而不同、和諧共生、共同發展。”他還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打開窗子，才能實現空氣對流， 新鮮空氣才能進來。”“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要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常見面，多走動；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邊國家對我們更友善、更親近、更認同、更支持，增強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從提出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宏大構想，到推動中國高鐵“走出去”、中國—拉共體論壇以及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等，孜孜不倦，奮力前行。中華復興只有站在人類生存與發展大義的制高點上，方能得道多助。
跳出意識形態爭斗的陷阱
在中華“和文化”再興的過程中，與建設“和諧幸福”的目標格格不入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在國內思想文化界還存在無意義的意識形態之爭，這種爭斗客觀上具有導致社會分裂、挑動內斗與內耗的作用。
一種意識形態不過是社會觀念和思潮的一種，它首先植根于特定的戰略和社會環境，不過是特定社會環境下人們試圖解決那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的思路和方法體系。因此這種意識形態也就不可能超越它所在的時代。其次，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在新時代出現新問題，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組合同樣會發生流變，即使以前被冠以名目的意識形態名詞仍然在繼續存在和流傳，這種意識形態或者會保留其在新時代中能夠適應的部分，其中不再適應新時代的的部分也就會被變革的時代所拋棄。再次，它只是人類謀求福祉改善的方法和工具，絕不是目的本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的實踐，不過是不同國家的人們對自身未來探索、改善其國家和個人生存的不同方法和手段；它們和其它的其它的種種主義一起，只能被我們批判性的吸收和選用。
西方舶來的種種“主義”，也是西方人強加給我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在社會和人文領域，西方各種思潮的泛濫及其對中華民族的洗腦過程，不過是為了緩慢更迭我們的社會觀念和思維體系，讓我們的精神以西方思想和文化為思想和文化，摧毀我們的文明自信。讓我們的社會屈從于西方社會，中華文明體系附屬與西方文明體系，這種過程的直接后果就是“去中國化”。認識西方文化體系不過是為了超越這個體系，而不是以這個體系為準。
常見的一種情形是，從西方留學歸來或者受過一些西方教育的人們，他們在處理社會問題的時候，不是著眼于我們的社會環境和實際去具體解決問題，而是首先從西方社會中尋找類似的現象，查找西方學者或者專家怎么說和怎么做的，直接搬過來，換湯不換藥地形成政策建議。這種流行的作法常常脫離實際，是一種盲從和刻舟求劍。還有一種情形是，在我們的官方經濟政策邏輯中，仍然將西方經濟理論的觀點和邏輯進行詞匯翻新，新瓶裝老酒，混跡于我國的改革探索活動中；須知在西方經濟與社會危機仍在深入發展的背景下，西方的這些政策藥方連他們自己的問題都無從該解決，遑論去解決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我國社會與經濟轉型中的種種問題了。
中國當前的深化改革，與西方國家以及國內盲從西方的人們所希望的社會轉向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是向西方模式并軌，而是探索新型的中國模式。即便是國外媒體也對習式改革予以肯定和贊賞；新加坡《聯合早報》曾載文表示，習近平執政最顯著的成就是大力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并且不是如很多人士期望的那種越來越接近西方模式的改革，而是按照“不犯顛覆性錯誤”、“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堅持黨的領導”這種既定原則進行的自主性改革，不妨稱之為“習式改革”。
在我們國內的“姓資姓社”這兩種意識形態之爭，都是西方進行文化遏制和觀念灌輸的產物。當然西方人給我們舶來的意識形態不止這兩種。因為歷史原因，我國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人熱衷于“主義之爭”，進行社會陣營劃分和鼓動左右站隊，以單一意識形態為標準替代社會價值評判，其實際目的在于挑動社會對立和國家內耗，罔顧全體國民的根本及長遠利益。我們當今的偉大探索，其目標是強國富民，實現中華的偉大復興；而意識形態的對立和爭斗絕不是我們的目的。跳出意識形態爭斗的陷阱，停止徒耗時間精力的無意義爭論，不再坐井觀天，才能將全部精力和智慧運用到尋找我國的未來之路及其實現的方式與方法上去。
2013年1月5日，新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貫徹學習十八大精神研討會在中央黨校開班，習近平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2013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幾十年來一直占據我國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但是作為前蘇聯向世界輸出革命的時代的產物，首先是為蘇聯的國家戰略服務的，在一戰和二戰期間成為前蘇聯挑動它國內部爭斗、反全球戰略圍剿的工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戰爭與革命”時代的產物，卻不是“和平與發展”時代的必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謀求社會公平和人類普遍幸福的理想，值得肯定，但是它不是實現人類大同的唯一途徑。即使在新時代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果要存續下去，也必須被賦予新的內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范疇的提出，與其說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延續，毋寧說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體系，而且還在不斷更新和充實之中。我們應該重其實，而非顧其名。
習近平指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團結奮斗。”“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中國夢實際就是實現“兩個百年夢”：第一個是從1921年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從1949年到2049年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推進理論建設和新文化(300336,股吧)價值觀重塑
精神是觀念和體驗的升華。觀念支配著人的行為，而人的行為的不斷反思和總結則推動觀念的變遷。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都是以一種理論為發端的，理論的邏輯在社會上傳播，就逐漸形成一種思潮或者意識形態。這種思潮或者意識形態進入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心中，就會沉淀為這一部分人價值觀結構的一部分。一種意識形態的形成，不過是某一群人對一個國家、民族生存經驗與教訓的思考所形成的觀念體系。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構成體系則具有復雜多樣性。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本質上還是為了國家治下的民族或者人群的生存目的服務的，而不是相反！
重建我們的理論思維系統可謂迫在眉睫。在理論先行方面，要兼收并蓄中華傳統思想文化和人類其他思想文化的優點和長處，進行文化創新，新文化既不是復古和回到中國古文化的狀態，又不是向西方并軌和全盤西化，而是創立一種面向中華未來和人類未來的一種新文化形態。在理論先行的基礎上重建新的理論體系，也是一套新的價值標準，它們來自于活生生的社會實踐和探索，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反復總結提煉；從而對我國百年來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只有進行新的理論準備，才能解決我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因此既要包容各種熱誠的探索，又要在維護中華民族根本福祉的方向上、在著眼于社會改造的目標上適時統籌和糾偏。
作為一種新文化和新思潮的源頭，其試圖推動的社會進程也就是沖著既有的社會固化思維和相關的既得利益階層去的，所以必然遭到他們的百般阻撓、破壞甚至反擊。新事物的成長過程是艱苦的，也是漫長的，受到這些舊思維和舊勢力的壓制和極力扼殺不足為奇。因此就有必要做好打苦仗和硬仗準備。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通過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使中華文化所代表的核心價值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強中華文化的影響力、浸透力、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鑄造民族之魂，培植文化之根，持久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華文化的主旋律，是國學智慧的精髓要義，更是文化自覺自信與自強的中國軟實力。對舊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摒棄過程，同樣是新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和新的社會價值觀的重塑過程。中華復興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復興。在對東西方文化進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礎上，跳出西方人的思維窠臼，用我們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恢弘我們自己的文明傳統和中華價值觀，重構我們自己的哲學和世界觀體系，根除我們的奴性、迷信和其他思想誤區，我們才算從精神上站起來了！
基于文化自主的國家戰略遂行
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是人類史以來的私有化的最高形態；這種社會組織形態在人類生存資料的獲得具有有限性、個體或者單個人群集體生存相對優先的客觀歷史條件下還不會消亡。只要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態存在，具有區別于其他國家或者國家組織的利益構成與邊界，國家就會沿著多重的利益維度展開其國家行為，對它的能力或者力量進行運用。
一個國家的戰略，是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生存路徑和方式的謀劃。它始終植根于這個國家的文化與價值觀環境，代表一個國家治下人群對這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最根本的看法與構想；也是其理論思維和智慧的結晶。任何理論與觀念不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生存經驗和教訓思考與總結，這些理論觀念因為附屬于它的思考者和思想者，也就與它的思維主體的利益息息相關；換言之，理論及其衍生出來的戰略是有立場的。國家戰略亦然。
在理論和文化層面上，意識形態也是國家戰略的工具；思想控制只不過是戰略控制一種最高形式，“上兵伐謀”和“致人而不致與人”。在前蘇聯時代，斯大林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蘇聯國家的戰略工具加以嫻熟運用，二戰前以“輸出革命”對抗全球的戰略性圍剿，即便如此，蘇聯仍然覬覦并最終在二戰末期將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二戰后為了擺脫美國的戰略束縛，推動了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同樣因為與多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沖突，中蘇、蘇南、蘇波的國家關系破裂。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我國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同樣是為了對中華民族進行思想控制，造成我國的社會價值觀的內部結構相互矛盾和混亂，摧毀我們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對中華的重新崛起的努力和動力進行遏制和削弱。目前西方的語義和概念邏輯環境很強大，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思維結果和行為對策逃不出西方國家的邏輯層面和戰略演繹層面，換言之，在戰略上能夠被西方預估和早早應對，最高層次不過是在西方體系中成為一個被動的陪同性的戰略玩家。
一個民族只有哲學思想透徹并且有基于自身福祉的戰略，才能夠眾志成城，不可勝之。中華復興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復興，不用我們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形成自己的國家戰略，不是我們自己在復雜尖銳的國際環境中找到和選擇我們民族生存的未來之路，我們就會陷入迷茫和盲動，中華的再度復興也就無從談起！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以我為主，遂行國家戰略，維護國家利益，積極作為。例如在處理與日本、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的領土爭端時，習近平一改往日韜光養晦、被動應對的傳統方式，采取了包括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海空常態化巡視釣魚島、對菲坐灘廢艦實施隔離限制、981鉆井平臺南海鉆探油氣資源、進行南海島礁工程建設等前所未有的強硬舉措，維護疆域主權。再例如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習近平深得太極要義，以“世界再平衡”應對。
新價值觀的形成和社會制度變遷
制度和法律體系也是人或者社會組織的行為規則和約束體系，亦即對人或者社會組織的行為的是非對錯的標準和衡量，是一種觀念影響和主導人的行為方式的沉淀物。制度或者法律體系的運行，是以人的自律、他人或者社會組織對個人或者組織行為的外在強制等兩種形式展開的。制度和法律不過是觀念或者價值觀的現象形態，也是一個族群的精神和文化領域的折射。有什么樣的社會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因為制度也是人定的，人自然也能改變它。價值觀存在缺陷、混亂或者沖突，那么一個社會的制度與法律體系同樣會以缺陷、混亂和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只有文化自主，才有精神自立；只有價值觀和諧健康，然后才有制度和法律體系的自洽。
在此我們不妨以對腐敗的大量發生為例，通過剖析腐敗的根源，說明制度與價值觀之間的現實關聯。腐敗從根源上而言，是私利作祟和私欲膨脹的產物，或者是一種私有化過程。目前大力進行的反腐敗斗爭，不過是通過一整套法律規則體系對官員的腐敗行為進行震懾，對他們的腐敗后果進行懲罰，也就是一種通過紀檢、監察和檢察機關等社會組織的外在強制，試圖遏制新的社會腐敗現象的發生。在現階段，反腐敗斗爭常態化，持續保持高壓是完全必要的。2013年初，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一次全會上，明確提出了“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新理念，力度空前的“反腐風暴”橫掃全國。
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腐敗也源于在社會價值觀層面存在沖突。一方面，我們通過反腐敗斗爭，反對這種變相的追逐私利和私有化行為；另一方面，極端個人主義的唯利是圖和金錢至上的思潮從西方輸入而不加抵制，客觀上在鼓勵和放縱個人私利的追逐。反腐敗領域的現實特點和矛盾沖突，不過是西方極端個人主義思潮對我國傳統價值觀結構沖擊的縮影。因為價值觀體系內部的相互沖突與混亂，使得腐敗和廉潔之間并無觀念上的清晰界限，相應的反腐敗法律和規則體系自然充斥了規則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個人理解和和權衡取舍，同時存在個人局限性的這些觀念結構并不具有其社會廣泛性和普遍自律性。于是制度規避或者鉆空子不斷衍生新類型的腐敗活動和現象，沖擊相對滯后的制度和法律底線。
要想徹底地根除腐敗現象，只能對官員的價值觀進行改造。腐敗現象和活動的最終消失，有待于社會新價值觀的形成。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置換傳統官場中的“千里為官只為財”的陳舊觀念，提升個人修養和道德自律。否則，因為政治權力私有化和權力尋租的始終存在，反腐敗斗爭會陷入無休止的一茬茬割韭菜的循環。
習近平在《決定（討論稿）》說明中深刻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新形勢下，我們黨要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雖然對制度與法律的持續建設進行強調，但是我們也要反思支撐當前的法律體系結構的文化和價值觀的基礎。
教育和爭取青年一代就是爭奪國家的未來
一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在于她的青年一代，所以中華偉大復興的動力和能量同樣來源于我國的青年一代，說中國的青年一代是偉大復興的中流砥柱也毫不為過。而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新文化的興起卻是以青年學生為先鋒的，“五四運動”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也是如此。因為社會心理轉變的緩慢，新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至少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時間。對青年一代提供什么樣的的教育，就會培養出什么樣的人。
在我們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西方的語義和概念邏輯環境之所以強大，是因為西方國家或者勢力將它們的思想和觀念向我們青年一代灌輸和洗腦，從而使得我國的思想形態和社會體制在“去中國化”的同時，向西方世界并軌和看齊；是因為他們幾乎占領了我國的思想和文化陣地，壟斷了我們的文化教育過程，從而極力爭奪和從思想上控制我們的青年一代，進而控制我們國家的未來走向。還有那些在我們社會中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而實際上是教條主義者和政治投機分子的人們，他們在體制內的勢力還比較強大，他們會利用體制的部分力量，以種種教條為標準，扣帽子和打棍子，對新思想和新文化進行打擊和阻撓，以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
中華偉大復興的實踐，既是理論和文化的源泉，又是這種文化過程的背景。爭奪青年一代的關鍵，在于是選用西方的價值觀對我國青年一代進行覆蓋？還是選擇以中國模式為內涵的新中華價值觀對青年一代的思維和精神領域進行培育和充實？答案無疑是后者。以對青年一代的教育為基礎，號召和鼓勵他們投身到中華復興的偉大進程中去，讓他們成為中華復興的主力軍和最活躍的動力；鼓勵他們大力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針，附身社會實踐和下力氣去做實事。
有必要對市場與資本再認識
在我們迄今為止對市場的理解中，僅僅認識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種提法的理論基礎仍然是西方經濟學的邏輯延伸。在西方的經濟思想中，商品和作為交換的價值標準與工具的物的形態——貨幣，這兩個被人所掌握的客體被倒置成了市場的主體。眾所周知，占有和處置商品和貨幣的主體是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組織（比如企業）。因為市場活動是由人來完成的，因此市場中的關系不是商品與貨幣的關系，而是它們的各自占有主體的人與人的關系。市場體系本質上是無數維度的人與人的關系所交織聚合而成的人與人的關系體系。在社會分工充分發展的背景下，處于不同分工門類和環節的人們，通過市場體系將他們的生產與生活相互聯系起來，彼此依賴，為他人生產，消費依賴于他人。市場既是社會生產組織體系，又是社會分配體系，更是一種人類社會化生存的組織方式。當然人類社會化生存的組織方式不止市場這一種。
在傳統的資本范疇的界定中，我們同樣存在一個認識誤區，也就是僅僅看到了資本構成的物的部分——商品和貨幣，而恰恰忽視了資本的占有者或者主體——人及其由人所組成的集合體。完整的資本范疇，應該是人和物的統一體。由此出發，占有不同商品和貨幣的人，構成市場的主體。企業作為人組成的社會組織，成為資本的現實的社會形態。企業（或者資本）因為追逐利潤，成為市場關系形成的天然組織者，眾多的企業相互交易與協作，共同創立和運行它們所在的市場體系，形成一個特定的人類社會的組織系統。因為資本的私人歸屬，勞動者和他的生產條件與勞動工具分離，從而使得市場在作為社會生存組織方式的同時，也帶來社會分配不公、經濟危機反復發生和市場體制本身不穩定等等后果。
資本究其范疇而言，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在資本的社會形態上具有“關系自組織”的特點，二是在資本的個體存在上具有“獲取利潤”的特點；“關系自組織”的特點是因為資本只能在市場中生存；“獲取利潤”的特點則是源于資本生存的內在動力。因此在以混合所有制為內容的中國企業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對資本的自組織的社會功能予以發揮，對資本的利潤沖動予以抑制，成為走向新經濟形態的過程有待處理好的重要問題。
我們首先必須明確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導者的戰略地位，發揮市場的社會組織功能。混合所有制不過是國有資本、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在我國市場體系中和諧共存的制度。在諸多的社會資本類型中，國有資本要通過市場壟斷，確立自己在市場中的主導地位，奪回市場體系的控制權和定價權。資本的國家占有形式和體系同樣是通過市場金融過程展開的，也就是資本的社會配置過程與方式，從而發展起一個個國有企業這種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因此國有資本的市場壟斷地位具有極端重要性，是主導和控制我國市場體系和經濟的運行的前提和基石。
其次，我們要高度警惕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危險傾向。政治或者政府體系本身是為人的集體生存服務的，因為壟斷資本對政府治下所有人的生存進行控制，從而也就將政府體系納入到資本統治的軌道。資本化是以壟斷資本勢力集團對社會中所有人的價值觀進行改造為前提的，壟斷資本勢力集團或者階層通過向社會灌輸自己的價值觀，影響和直接引導社會中人們的群體行為和個人行為。資本的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在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同時，還上升為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法律制度體系。資本通過掌控政府體系，在國家大義的外衣下將壟斷資本勢力集團的私利欲望貫徹到法律制度之中，通過國家暴力來影響、約束甚至予奪這個體系下所有人的生存狀態，塑造人的觀念構造和社會行為模式，以法律執行來強行調整之。
在資本控制國家的前提下，不僅一個國家國內的兩極分化進程不可避免地加速；而且一旦資本的利益與企圖和國家利益與戰略發生差異和沖突，資本利益本身的狹隘性就必然地使國家戰略的執行偏離合理的軌道。美國財團對政治體制的控制導致國家利益被財團利益置換，是二戰后美國全球戰略執行發生錯誤和偏差、美國霸權體制在短短七十年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附帶指出，目前的腐敗現象多發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資本為了控制政權的需要、對官員進行腐蝕拉攏和控制，腐敗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腐敗窩案的發生和在反腐敗過程中“既往不咎”呼聲的傳出，都事出有因。資本控制國家，必然形成新型的“竊國之賊”。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具有其天然的資本形態和結構，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的個體，它們也是利益主體，也是一種個別占有的具體社會形態，同樣區別于國家利益或者全體國民的共同利益。國有資本的利益和利潤歸屬，其物質和財富積累通過現實的機制和制度惠及于全體人民，是國有制的根本。我們既要在充分發揮資本對市場運行和人類社會化生存的自組織功能的同時，又要克服資本為了追逐本體利益而導致經濟危機頻發、社會生存體系癱瘓甚至瓦解的弊端。因此保持國家對國有資本和其他資本的控制而不是反之，是遂行我們國家戰略的前提。為了達成這一點，有必要運用新的價值觀對所有的資本實際占有者進行改造，而不是運用西方資本極端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對國有企業進行所謂的私有化。要將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基礎，逐步發展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并且形成真誠而非虛偽、普惠人民的道德規范和法律機制，獲得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并穩定和發展這些制度和機制本身。對資本的利潤欲望予以抑制，使得市場體系運行的目的回歸于人類生存目的本身，而不是在資本控制國家條件下人類的生存目的屈從于資本的利潤目的。
改革再出發和新社會形態的積極探索
中國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匙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態。改革再出發，意味著我們的社會變革掀開了波瀾壯闊的宏偉畫卷。這種持續漸進的改革進程，必然指向一種新型的社會形態的形成。十八大后不久，習近平就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提出“中國夢”。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全面深改”為主題，是在向外界宣示，習近平引領下的中國將是一個空前改革的時代，一個負起歷史擔當的時代。
而在具體路徑和策略的選擇上，應該開始構筑新社會形態的社會實驗，積極開展探索。建議以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社會為試驗對象和樣本，嘗試社會改革實驗。2015年6月5日，習近平主持深改組第十三次會議時，又一次提到了“試點”的重要性，他強調：“試點是改革的重要任務，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試點能否邁開步子、趟出路子，直接關系改革成效。”
首先，對該區域的社情民情，委派干部和人員進行摸底調查和普查，透徹解析該區域的社會組織和利益主體與結構。其次，以調查分析為基礎，以切實有效提高該區域短期和長遠民生福祉為目標，進行社會設計與統籌，以區域現狀為出發點，制定詳盡、系統、符合實際的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再次，選派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具有創新探索精神的干部隊伍，深入社區和鄉村，引導和改組社會基層組織。又次，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社會績效考核體系和分配體系。在發揮市場作為社會組織功能的基礎上，在社會分配上探索相對公平的分配體系和機制，促進該區域社會的和諧自洽，不斷提高該區域人民的福祉。
在社會改革試點工作上，同樣要處理好各方面各層次的關系。在湖北省領導干部座談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關系，并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五大關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還要清醒認識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把難點和復雜性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種風險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況考慮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統籌兼顧。
總之要以探索新時代的新政為著眼點，有目的和有意識地去著手做，克服畏難情緒和等待思想。習近平指出，“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深化改革開放，要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區域社會實驗或者新型社會綜合改革的試點將具有廣泛深遠的意義。首先，這種社會綜合改革試點是理論新思維和新型社會價值觀形成的需要。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思維植根于鮮活的社會實踐，理論建設有必要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實際。觀察社會結構形成與運行的現實情形，明瞭和總結種種舉措的得失，從而為深層次的理論思維形成提供啟示和辯證邏輯展開。同時區域人民群眾在發揮創造力的基礎上，在實踐過程中積累種種體驗和經驗教訓，由此成為新型社會價值觀形成的基礎和起點。
其次，這種社會綜合改革試點是全國改革的排頭兵和領頭羊。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習近平強調，“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通過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必然在解決社會諸多現實問題的過程中出現種種符合實際的現實解決方案和手段，推動在區域社會各個層面上的功能、架構和機制轉變，從而為全國其它地方的社會變革在方方面面提供借鑒和啟示。
再次，這種社會綜合改革試點也是中華偉大復興進程和新文明樣板全球化的探索起點。一種文化和文明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因為只有這個民族因為運用它，取得了優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進步，能夠卓越改善民族的生存質量和條件，然后才是世界的，才會被世界其他民族學習和理解，并且認同和效仿。中華民族有必要繼承和發揚“和”的文明內涵，必須創造出“和諧生存”的人類最優越的生存范式，才能給全人類走出西方世界危機循環和國家歷史性興衰輪回的陷阱提供啟示和現實路徑借鑒，才能為全球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樣板和經驗，才能天下歸心。
猜你喜歡
微軟Bing市場份額不增反降，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賦能金融，共筑安全”知虎 
今熱點：春播糧食近尾聲 主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安然納米發光體|馬占榮：我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