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撰文指出，由于中國規模巨大，具有潛在的波動性以及傳統貨幣政策騰挪空間有限，眼下它對美國、歐洲以及許多新興市場的國內經濟表現構成的外部風險超過了我記憶中的任何時候。政策制定者們應該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通常，市場會在年底波動，然后在新的一年開始時歸于平靜。今年并非如此。盡管美國的就業報告表現強勁，但美國和歐洲股市上周五在經歷了非常糟糕的一周后收低。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周，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大幅下跌。油價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關系嚴重緊張的情況下仍然下跌。
上周市場方面的各種壞消息輪番登上頭條，這樣的一周提出了兩個問題。經濟預測者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將投機市場看作是未來前景的指示標？又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擔心全球放緩的前景呢？
比起他們尋求評估的經濟基本面，市場的波動性更大。50年前經濟學家保羅· 塞繆爾森(Paul Samuelson)曾開玩笑說：“過去5次經濟衰退，有9次股票市場都預測到了。”
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特· 魯賓(Robert Rubin)經常在市場走勢帶來歡喜或焦慮情緒的時候安慰克林頓政府中感到憂慮的政治人士，“市場總會起起伏伏”，他這樣做是對的。最好的高管管理企業時會著眼于長期的盈利能力，而不是企業每天的股價。而最好的政策制定者發揮最好的時候是他們專注于加強經濟基本面，而非市場每日波動的時候。
盡管如此，由于市場時時刻刻在為未來估值，并且匯聚了眾多參與者的看法，它們通常會在情況變化的時候發出寶貴的警告。一些研究表明，預測市場(prediction market)對選舉結果的預測比民調公司更準確。好萊塢的電影公司也利用預測市場來判斷電影成功的可能性。
認為市場走勢僅反映投機活動的政策制定者往往會犯嚴重的錯誤。市場認識到2008年經濟危機的嚴重性要比美聯儲(Fed)早得多。它們在當局還在否認的時候就領會到英國、墨西哥和巴西固定匯率制的不可持續，在無數次經濟低迷時期比預測者早得多地看到了放緩或者衰退。盡管市場有時會發出虛假的警報、我們不應盲從，但主流觀點基本從未及時發現過正在醞釀中的嚴重危機。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報告稱，縱觀世界所有主要國家，過去幾十年中共有220次這樣的情況：經濟上一年還在增長，下一年就出現了收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沒有一次在增長年份的4月預見到了下一年的經濟衰退。
如果有多個市場都發出信號且信號持續時間較長，那么這樣的信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當前市場的跡象正是如此，這些跡象表明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通脹10年內都不會達到目標水平。市場未能因應該是好消息的事態而提振，這是一個尤為不祥的征兆。
有人認為，中國的事態反映出市場情緒和笨拙的政策回應，而全球市場的回應就是一個短暫傳染效應的例子。但我對此表示懷疑。
在過去一年里，根據官方數據，中國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貢獻率接近20%，中國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跟英國差不多，而且中國債務水平異常高。這種增長很難說是健康或可持續的。
最近幾年里，對中國GDP增長做出重大貢獻的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國在2011年至2013年消耗的水泥和混凝土，超過了美國在整個20世紀的消耗量。這也是不可持續的。即便這種投資被國內服務業取代，中國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的貢獻也會下降。
經驗表明，顯示一國未來經濟前景的最佳指標是其公民決定將資本留在國內還是轉移到國外。由于中國居民迫切希望將資金轉移到海外，人民幣正承受壓力。
傳統而言，國際事態只會對美國和歐洲經濟產生有限的影響，因為這些事態可能被貨幣政策舉措抵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美國經濟在整個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強勁增長，因為美聯儲降低了利率。然而，如今工業化國家的利率基本上接近零，降息這個選項不再可用，因此外國經濟問題可能對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產生更大的直接影響。
由于中國規模巨大，具有潛在的波動性以及傳統貨幣政策騰挪空間有限，眼下它對美國、歐洲以及許多新興市場的國內經濟表現構成的外部風險超過了我記憶中的任何時候。政策制定者們應該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Harvard)查爾斯· W· 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國財政部長；文章來源：FT中文網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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