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不同于“賺錢”的激勵與驅動力么？在許多互聯網創業者年紀輕輕就成為億萬富翁的時代，30歲的羅馬尼亞裔加拿大計算機科學家馬泰·扎哈里亞（Matei Zaharia）可謂異數。他被視為他這一代人當中最才華橫溢的技術怪才之一；他開發了激動人心的數據處理新技術Spark；他是前景頗佳的創業公司Databricks的創始人之一。但是他并沒有興趣賺大錢。
扎哈里亞花了兩年時間幫助Databricks起步后，最近減少了對公司事務的參與，反而選擇到麻省理工學院去做一名教授。他的解釋：
“我喜歡從事長期、有風險的項目，你可以在大學里干這樣的事，但在創業公司不行。”
扎哈里亞創建的Databricks是這樣一類公司的代表：它們大受歡迎，因為真正能給企業帶來“進步”，但是卻沒有清晰的商業模式。和從前的軟件公司不同，它們不會靠售賣軟件拷貝賺錢。
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軟件都是“開源”的，也就是說軟件的創造者公開發布源代碼，讓任何人都能使用它。像扎哈里亞這樣的創業者，堅持利他的理想主義。他們相信，如果人們可以自由地合作開發一個產品，那么這個產品及其針對的市場都會發展得更快。
只是，在當下的商業時代，會給被“利他主義”激勵的理想者留下多少存在的空間？
二、扎克伯格式的慈善能撫平貧富不均么？
Facebook的創始人扎克伯格宣布捐贈99%財富，引起各方點贊。論者認為，扎克伯格選擇走蓋茨與巴菲特倡導的慈善之路，標志著“新鍍金時代”的大亨開始肩負起重要的社會責任。不過這筆捐贈以及其他類似的舉動仍然引出了兩個棘手的問題。
首先，如此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其次，巨額捐贈恰恰印證了日益增長的財富分配不均，慈善能撫慰這種刺痛嗎？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扎克伯格巨額財富的積累，不僅依賴經濟上有利可圖的創新，也通過利用市場支配力牟利獲得。
高科技時代的“網絡效應”所帶來的行業“支配力”，堪比壟斷。例如隨著用戶基數的增長，社交網絡對潛在用戶變得越來越有價值。Facebook的技術和戰略只需要比處于第二位的社交網絡平臺好一點點，就把自己推上了如今的市場主導地位。
再談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即使扎克伯格只計劃保留其所持股份的1%，這部分 資產仍價值4.5億美元，相當于普通大學畢業生終生收入的400倍。
2016年全球1%的富人所擁有的財富，很可能超過其他所有人財富的總和。
不斷拉大的財富不均很可能會令廣大民眾對市場導向的自由主義政府的公平性喪失信心。
三、坐擁千億美金的企業能代表“優良資本主義”么？
在西方被進行深入反思的是壞的資本主義，即大型企業財團控制的資本主義。批評者認為，大公司的行為像尋租的壟斷企業，其高管通過游說政客來獲得特別優惠和稅收減免。無論公司成敗，老板階層都用豐厚的薪水犒勞自己。他們認為，解決“惡劣資本主義”的問題的最好途徑是發揚“優良資本主義”的優點——競爭和創新。
問題在于，以互聯網高科技為代表的“優良資本主義”，并不能帶來傳統制造業所能成就的大規模就業。它們在顛覆商業模式的同時，也在顛覆人們的生活。優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認為，重要的是就業能力，而不是就業。但是，當變化飛快到連“技能保障”也繼工作保障之后不保時，會發生什么？那些優良資本主義陣營的人還說，快速變化是人們為繁榮所付出的代價。但是人們難道不像看重技術成果那樣看重穩定么？
蘋果公司可謂“優良資本主義”的代表。主要受益于像iPhone這樣優秀的產品，蘋果公司取得了市場支配地位。但我們同樣看到，蘋果坐擁超過兩千億美元的現金，其給予管理高層及主要投資者的“財富與奢華”甚至會令當年最偏狹的羅馬人也為之嘆服。（文章來源：《經濟學人》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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