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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但如果過分夸大中東的穆斯林恐怖主義力量，就會變得非常悲觀。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說，中東地區少數穆斯林極端主義者已經“綁架”了中東和非中東地區的多數溫和穆斯林。人們切不可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溫和穆斯林信徒也是受害者。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文化方法如何可以體現在中國的外部反恐戰略中呢？從外部看，中國可以制定一個意在動員溫和穆斯林來管控激進穆斯林的文化大外交戰略。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應當意識到，穆斯林激進主義已經是世界一大趨勢。根據激進穆斯林主義的邏輯，如果放任這種趨勢發展，恐怖主義會變得不可避免，因為激進穆斯林之間的競爭，是一種向激進主義的競爭，誰激進，誰更接近“真主”。并且，穆斯林激進主義已經深刻危害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包括穆斯林國家本身。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東盡管是世界穆斯林國家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區，但世界上大多數穆斯林人口并不在中東，而是居住在包括印度、中國和東南亞在內的非中東國家。在這些地區的國家的努力下，大部分穆斯林人口相當溫和理性。東南亞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有一段時間，曾經大力推動穆斯林的溫和化和理性化。和中國一樣，中東地區激進穆斯林也在深刻影響著東南亞地區，使得當地一些穆斯林，尤其是年輕人自我激進化。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會演變成這些國家內生的激進思潮。實際上，這個趨勢在“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之后表現得很突出，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這些年來也面臨防止激進化、反恐的艱巨任務。

　　中東地區的穆斯林是如何激進化的？這里有很多原因，從政策的角度來看，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其一，穆斯林內部的教派沖突，不同的教派有著不同的政治力量或政府支持，教派之間的競爭也往往導致政治力量間或政府之間的沖突。今天的穆斯林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是中東少數幾個國家促成的。一些國家的政府被認為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支持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

　　其二，西方反恐戰略的失效。現在看來，沒有任何力量，包括西方以軍事為核心的“硬力量”和民主自由為核心的“軟力量”，可以阻止激進穆斯林主義對這個世界所構成的威脅。

　　其三，西方理想主義的失敗。西方的理想主義不僅表現為在中東地區推行西方式民主，更表現在西方本土的實驗。長期以來，西方認為其開放文化能夠吸收消化本土的穆斯林文化。早期，西方自信地認為西方文化是“大熔爐”。但顯然沒有成功。沒有人會認為西方文化能夠完全吸納穆斯林文化。后來，西方退一步鼓吹“文化多元主義”，即多元文化共存。但文化多元主義也同樣失敗了。很多穆斯林移民的后代自覺很難融入西方主流社會，被邊緣化（不管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結果導致激進化。他們有的在本土從事恐怖主義活動，成為西方內生的恐怖主義者，有的則奔向中東，加入了中東的恐怖主義隊伍，伊斯蘭組織就是如此。

　　其四，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世俗化。本世紀以來特別是戰后，隨著各種大眾消費文化和多元價值觀的興盛，宗教不再至高無上，基督教提供精神需求的職能也逐漸弱化；另一方面，正因為基督教本身的衰落，為了能夠吸引教徒，基督教也開始與時俱進，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比如西方很多基督教國家，陸續通過了與基督教教義相悖的同性戀婚姻法。基督教精神統合性的衰退，使得很多的人開始轉入強調精神力量的伊斯蘭。伊斯蘭的力量壯大，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存在于其背后的復雜政治力量的角逐，都與穆斯林的激進化有關。在亞洲國家，佛教以及其他民間宗教本來就是世俗化宗教。盡管經濟發展也帶動了宗教繁榮，寺廟的香火旺盛，求神拜佛的隊伍絡繹不斷，但其背后則是宗教精神職能的嚴重衰退。特別是在中國，這種現象也刺激了重視精神信仰的西藏、新疆等地區的少數民族，捍衛自己的信仰的意識，這種意識非常容易被政治力量動員而走上激進。

　　但如果過分夸大中東的穆斯林恐怖主義力量，就會變得非常悲觀。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說，中東地區少數穆斯林極端主義者已經“綁架”了中東和非中東地區的多數溫和穆斯林。人們切不可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溫和穆斯林信徒也是受害者。

　　用溫和制約激進

　　在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文化大外交的理性就是，要應付穆斯林極端主義，只能用溫和穆斯林的力量。中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溫和穆斯林，在這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如果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溫和穆斯林能夠結成一個聯盟，推行一個世界范圍內的溫和穆斯林運動，就會產生非常強有力的影響。就是說，中國和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多種族、多宗教國家的合作變得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嘗試如下政策。

　　其一，中國可以動員國內的溫和穆斯林力量，加緊和這些國家進行宗教互動交流，和這些國家一起交流總結各種宗教和諧共存的經驗。印度、印尼、馬來西亞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國家，盡管各種教派之間的沖突也存在，但總體上說各種宗教是和和諧共存的。

　　其二，中國可以和這些國家合作，發展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溫和化政策項目。印度和東南亞國家在這些方面是有經驗可以總結的。中國本身也有很多經驗。

　　其三，巴基斯坦在很多年里鼓勵穆斯林激進主義，不僅對印度構成了嚴重的危險，現在巴基斯坦本身也深受穆斯林激進主義之害。中國可以通過和巴基斯坦的戰略友好關系，鼓勵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有效的舉措，管控和壓縮（甚至取消）宗教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印巴關系的改善，也有利于增進中印、中巴之間的關系。應當認識到，巴基斯坦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遲早也會威脅到中國。

　　其四，中國現在正在從事“一帶一路”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不可回避激進穆斯林主義。中國可以結合“一帶一路”，一方面和當地政府合作從事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合作搞文化大外交。實際上，文化交流也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這里，要把宗教文化的交流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五，中國可以借此拓展和西方的合作空間。這樣做并不是說文化外交可以完全取代現在西方的軍事方式。要遏止恐怖主義有時仍然需要軍事手段。并且現實地看，西方也不會放棄軍事手段。文化外交可以是軍事手段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必須意識到，中國這樣做，也是中國追求軟力量非常有效的手段。這樣做，如果現在還很難斷定會不會比現在西方主導的以軍事打擊為核心的方法更有效，至少提供了另外一個政策選擇。這可以導向幾個正面的結果。首先，這種選擇和西方的現行做法區別開來，因此彰顯中國外交特色。其次，拓展和那些有穆斯林人口的國家（很多都是“一路一帶”沿邊國家）合作。其三，這是一種文化多邊主義政策，有利于文明的對話，防止恐怖主義擴散成為文明之間的沖突。

　　總之，如果文化大外交成功了，不僅對中國本身的國家安全有巨大的利益，對區域甚至國際安全有巨大的利益，也可以成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巨大軟力量。中國、印度等都是基于古老文明之上的國家，這些古老文明國家之間的文化合作，有能力為世界秩序提供一個不同于西方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