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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淼

提起關羽這個名字，我們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桃園結義、單刀赴會、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這些傳奇的故事，想到的是一個被供奉于地方壇廟中的神祇，是一個儺戲和各類地方戲劇中的傳奇人物。

關羽這個名字，既意味著武藝高強、戰功赫赫，同時也是與“忠誠”“正義”“守信用”“重承諾”等這些優秀的個人品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毫無疑問，我們對于關羽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得自于《三國演義》，是《三國演義》讓關羽的形象深入人心，讓關公、關帝、關圣這些封號顯得持之有故、順理成章。在很多人眼里，民間社會之所以能夠接受關公封神，《三國演義》的影響應該至關重要。

(資料圖片)

事實當然不會如此簡單，我們知道關羽是人，不是神，他是《三國志》中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但也只是如此而已。作為三國時期蜀國的重要將領，公元219年，關羽兵敗麥城，被吳軍俘殺，隨后即走上了漫長的封神之路——從關羽，到關公；從關帝，到關圣，漸而成為影響廣泛的民間神祇，接受民間大眾的供奉和膜拜。

關羽封神并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在其演變的背后顯然有著某種社會環境和人文需求的支撐，荷蘭漢學家田海的《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象》，既是一部追尋關羽封神之路的著作，也是一部解析關羽的故事建構，乃至追溯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源流及其演變的作品。

在這部書中，作者不僅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講述了關羽成神的過程，同時也對這一過程本身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論證。

審視作為歷史人物的關羽，與關羽的宗教形象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后者雖然與前者大相徑庭，卻已經化為人們記憶的一部分，它們自身就凝成了歷史。誠如田海所言，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即是去梳理這些故事的來源，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帝制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揭示出地方社會的焦慮，精英階層和普通人的關切，乃至居于深宮中的帝王們的憂慮，以至更進一步地理解在共同歷史背景中被建構的地方認同。

通過研究關公的封神之路，田海認為，促成關羽崇拜的并不是《三國演義》，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學傳統，因為早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關羽崇拜已經頗具規模，并影響了《三國演義》的創作。在關羽的封神之路上，恰恰是地方性的口頭文化傳統影響了《三國演義》的創作，而并非《三國演義》促成了關羽崇拜的傳播。

田海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關羽的封神之路上，與文字傳統相比，口頭文化顯然占據著更為優先的位置。

三國大將步入神壇

公元209年，關羽發起了伐魏的戰爭，逼得曹操幾乎遷都。曹操無奈，只得暗中聯絡東吳，以共同對付關羽。于是，正值關羽在樊城附近與曹仁交戰時，東吳將領呂蒙率軍突襲關羽的后方根據地荊州，關羽腹背受敵，西走麥城，并在突圍途中被東吳擒獲，與其子關平一起遭到斬殺。對此，《三國志》的記載是：“權遣將逆擊羽退路，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關羽之死既是蜀國由盛變衰的轉折點，同時也是《三國演義》故事情節的分水嶺。對于很多讀者來說，因為關羽的缺席，小說后半部分的故事明顯不如前半部分精彩了。然而，隨著關羽的缺席，卻在關羽被東吳擒獲的荊州誕生了關公崇拜，已經死去的關羽化身為一個狂暴的惡魔，既令人敬畏和恐懼，但有時候也會幫助人。其直接證據，就是最早出現在荊州當地用以供奉關羽的建筑物，以及陳列于其中的碑刻銘文。

《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象》

這在當時是一種相對新興的崇拜類型，即人們會崇拜那些因遭受暴力橫死而變成惡鬼的人，人們相信這些尚未耗盡生命力的惡鬼仍然存留在世間，對活著的人具有某種潛在的危害性。但只要這些惡鬼的崇拜者提供剛剛屠宰的動物作為祭品，祭祀者將會受到惡鬼的保護，關羽就此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具有強大能量的神祇。

與那些依賴于特定靈媒的神祇相比，人們更容易獲得關羽的幫助，而對關羽的祭祀，也更容易安撫他們對于自身所處環境的恐懼與對生活艱難的不安情緒，這是此后關羽崇拜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

位于荊州當陽的玉泉寺，成為早期關羽崇拜的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地點，正是在這里，關羽遭到了東吳的擒殺，進而首先被崇拜者們賦予了護法惡魔、驅邪將軍的能量，而智顗與關羽相遇的傳說，也成為關羽降靈最早流傳的故事之一。正是以當陽玉泉寺作為起點，死去的關羽開始步入廟宇和圣壇，并被世俗大眾頻繁地納入道場和各種各樣的神靈附體類的儀式之中。

隨著時間的推移，關羽崇拜被民間大眾賦予了更多的內容，他已不僅僅是護法惡魔與驅邪將軍，同時又是雨神、財神、科舉神、醫藥神，乃至佛教中的伽藍神，以及道教中的關圣帝君。

而關羽崇拜亦由地方社區延伸至更高的社會層級，關羽的崇拜者們則借助佛教或道教的流行，將他們對關羽的崇拜納入自身的宗教信仰系統，使之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

關羽的形象，也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紅色面龐，三綹長髯，一襲綠色長袍，胯下赤兔馬，手執青龍偃月刀，時刻不離左右的還有關平和周倉……

關帝廟的誕生和普及

公元十三世紀早期，據一位為蒙古人作戰的山西籍將軍回憶，在他從軍的早年時光，他常常夢見一位端坐在馬鞍上的長髯將軍。這位長髯將軍總會在戰場上保護他，使他在關鍵時刻免遭傷害，后來他在一棵蛀空的桑樹下發現了關公的畫像，此后每逢戰役，他必拜關公，而每一次戰役的勝利，他都似乎感覺到了神靈的護佑。

在關羽封神的歷程中，如果說荊州當陽的玉泉寺是第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地點，那么，山西解州的關帝廟則是繼當陽玉泉寺之后的第二個具有標志性的地點。

解州，既是關羽的家鄉，同時也是中國北部內陸重要的產鹽地，因為鹽業的開發，這一地區成為北方商業的網絡中心，可以輕松地傳播故事。

北方的關羽崇拜即與鹽的區域性貿易密切相關，在鹽池的驅邪儀式中，關羽作為一名陰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當地人看來，關羽的力量足以制服其他的邪惡生物，是沒有任何疑義的鹽池的佑護神。而借助那些善于講述并傳播神祇靈異故事的群體，解州的關羽崇拜通過當地的商販、官員、武人以及宗教專家們的口耳相傳，沿著商路被大范圍地帶到了各個地方，并在不同的區域間廣泛地傳播開來。

從時間上看，唐代乃是關羽崇拜走向普及的一個節點，關羽被一位佛教高僧所點化，成為伽藍神，從此不僅是一位世俗的神祇，同時也被更多的佛教徒所接受。

到了宋元時期，關羽又被道教的張天師招募為驅魔將軍，成為南方道教驅邪趕鬼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隨后，關羽被宋孝宗加封為專司雨旸的英濟王：“凡有禱于水旱雨旸之際，若或見于焄篙凄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可仰。”進而成為民間興云布雨、拯救干旱的雨神。

從明代開始，關羽被納入了皇家的信仰框架之內，獲得了朝廷的冊封，并在士人群體的推動下，重構了一個更具有人文色彩的新形象。但民間社會依然還是各取所需，人們或者將關羽視作雨神，或者將關羽視作財神，而關羽的故事，則被整合為一套為民間社會所一致認同的行為準則。

毫無疑問，關羽崇拜的傳播不僅表明各個區域間交流頻率的增加，而且是地方神體系擬人化趨勢的一個例證。盡管國家力量的介入是希望利用關羽崇拜的儀式，來顯示國家在地方社會中的權威，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社會會一直盲從于官方的范式。如果說每個社區和團體都有一套在日常交往中的約定俗成、一以貫之的價值規范，那么，在傳統社會中，包括關羽崇拜在內的宗教活動，正是這些價值規范的重要源頭。

在口耳相傳中形成的“關羽崇拜”

回溯關羽的封神之路，從早期的一個非常強大的惡鬼，到驍勇善戰的護法惡魔、驅邪將軍；從后來的雨神、財神，乃至醫藥之神、文士之神，一直到道德的典范和全能的救世主的形象……在關羽崇拜的不同時期，關羽每種形象的形成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也無不與民間社會口耳相傳的奇聞逸事密切相關。

雖然每個時代和每個階層所講述的關羽故事的內容有所不同，但關羽之所以世世代代受人祭祀，關羽故事的核心，則是從中體現出的對地方百姓的關心和對底層民眾的幫助。

當然，作為受人供奉的神祇，關羽并不是沒有條件地幫助世人，要獲得關羽的幫助，人們自身也必須具備道德良善的品質。換句話說，為了獲得關羽的關心和幫助，人們首先需要做好人，做好事，反過來說，人們若有失德的行為，關羽也會施以一定的懲罰。

總之，關羽既有保護人們的責任，人們也要承擔一定的義務，這其實更像是一種相互成就的關系，關羽為社會道德的提升做出了貢獻，關羽崇拜也理應得到地方社會的認同。正因為關羽有著懲惡揚善的終極權威，他最終成為一個在社會上捍衛這些道德原則的重要角色。

正像田海所闡述的那樣，關羽的封神之路，其實是與那些有關他的靈驗故事的口耳相傳分不開的，這既受益于頻繁的人際互動，以及由此形成的口頭文化的力量，亦真實地反映出幾個世紀以來關羽崇拜具有典型意義的變遷圖景。

有關關羽崇拜的故事不僅受到了儀式活動、地方戲曲以及各種視覺和物化形式的支持，口頭文化更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得以了解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了解人們的焦慮和期望，毋寧說正是這些故事，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理解不同時代地方社會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