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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拉動指GDP增長速度與三次產業貢獻率之乘積。

■“十三五”轉型闖關（二）

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主要源于經濟結構的調整變化。“十三五”,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是產業結構變革：一方面,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服務業加快發展是大趨勢；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優先發展工業的方針，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需要加快產業結構轉型來補齊“短板”。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課題組

“十三五”：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

“十三五”是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我國工業化中后期與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呈現歷史交匯，工業轉型升級對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依賴性全面增強；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發展到了加速階段，對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需求日益迫切。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成為我國“十三五”產業結構變革的戰略選擇。

1．工業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

（1）產能過剩呈現全面性、長期性和絕對性的特點。目前，我國一類行業39個行業幾乎都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并出現了煤炭、水泥等賣不過“白菜價”的現象。從具體行業看，產能過剩的行業已經由過去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蔓延至多晶硅、風電設備等新興產業。我國上一輪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發生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產能過剩主要發生在紡織、家電等下游行業，位于上游的石化、鋼鐵及水泥等的產能利用率則處于90%以上的高位。相比之下，新一輪的產能過剩則主要發生在鋼鐵等上游資本密集型行業。從歷史情況看，消化上一輪過剩的產能經歷44個月左右，而新一輪的產能過剩可能經歷的時間要更久。

（2）企業盈利水平下降的挑戰。2014年，我國制造業500強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2.7%，遠低于世界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其中，利潤率大于10%的企業僅有23家。2015年全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增幅1.4%，尚未實現年初3%的目標，創六年來最低，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跌幅為5.2%，“剪刀差”達到6.6%。2015年1-10月，我國大中型鋼鐵企業主營業務虧損720億元，虧損面達47.52%。截至2015年底，工業企業盈利負增長已經持續一年多，PPI連續40多個月負增長，鋼鐵、鐵礦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業虧損尤為嚴重。

（3）以簡單加工制造和規模擴張為主的生產型制造難以為繼。中國制造業還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工業大而不強、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缺乏全球知名品牌等矛盾十分突出。低成本優勢逐步失去，工業增速快速下滑。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我國第二產業增長速度為15%，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第二產業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7.3%，2015年前三季度又進一步下滑到6.0%。

2．“十三五”走向服務業主導的大趨勢

（1）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與生產性服務業重要性凸顯。“工業3.0”與“工業4.0”時代到來，生產要素軟化的特征十分突出，與“工業2.0”時代有很大不同。一個國家是否是工業強國，并不取決于有多大的生產能力，而是更加依賴于是否具有強大的工業服務能力。

（2）城鎮化轉型升級，對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提出新的要求。隨著“80后”、“90后”等新生代社會群體成為主流人群，一方面對城鎮服務品質的要求急劇增加，另一方面他們更加傾向于選擇在服務業領域而非傳統工業領域就業。過去靠重化工業起家的城市如果缺乏服務品質，人口就會流出。由于教育、健康、文化、養老、娛樂等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滯后，我國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3）現代服務業發展是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重要前提。自20世紀50～60年代以來，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無一例外地經歷了一場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結構性變革，即服務業的產值和就業貢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

3．2020：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1）服務業規模不斷擴大。2000-2014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從3.97萬億元左右增長到30.6萬億元左右，擴張了7.8倍，服務業增加值基本實現每5年翻一番。2012年是一個拐點，服務業增加值達到24.3萬億元，規模首次超過工業（24.02萬億元）。2015年，第二產業增加值為27.4萬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為34.2萬億元，比第二產業高出6.8萬億元，服務業規模超過工業已是大勢所趨。

（2）服務業增速超過工業。進入新世紀以來，服務業增速在絕大多數年份都超過工業。自2001年第二產業中工業占GDP的比重首次被第三產業占比超過后，除2003年、2004年、2010年和2011年這4年外，14年間有10個年份第三產業增速高于第二產業增速。2015年，第二產業增長速度為6.0%，第三產業增長速度為8.3%，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高出2.3個百分點。應當說，在工業去產能的大背景下，服務業不僅成為穩定經濟的主要因素，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3）服務業開始成為拉動GDP增長的主導力量。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為3.7個百分點，與第二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持平。2014年，我國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為3.5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出0.1個百分點。

（3）走向服務業主導的戰略目標。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2010年提高4個百分點”，即從43%提高到47%。但實際上2015年，這一比重已經達到50.5%，比“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要求高出約3.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十三五”或者更長一段時間內，服務業占比年均提升1.2個百分點是有可能的。預計到2020年，我國服務業占比將由現在的50.5%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由此我國將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十三五”：實現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型

新一輪工業革命伴隨著制造業的重大變革，對加快發展服務型制造提出新的要求。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不是不要工業，而是要加快發展以設計、研發為龍頭的生產性服務業，實現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型的重大突破。在這個前提下，我國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從“工業2.0”向“工業3.0”的升級，并奠定“工業4.0”的重要基礎。

1．把握全球制造業向服務型轉型升級的大趨勢

（1）制造業向服務環節延伸。在“工業3.0”、“工業4.0”時代，制造業已不單純是制造過程，而是逐步轉變為“生產+服務”的整個流程。如蘋果、IBM等企業，不再僅僅關注生產過程，而是將重心逐步轉移到產品的開發、改進、銷售、售后服務以及回收等領域，在整個流程中生產的作用越來越小，服務在整個流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2）服務環節居于價值鏈高端。新工業革命時代，處于簡單加工制造環節的企業只處于輔助性的地位，隨時可以被其他廠商所取代，沒有產品的定價權。而研發、采購、儲存、物流、營銷、服務、融資和技術支持服務等環節，成為產品價值產生的主要來源。在整個價值鏈分配中，服務環節的企業在價值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擁有產品的定價權。

（3）服務環節主導價值分配。以蘋果公司產品iPhone的價值構成為例，盡管其主要是在我國組裝，但事實上我國工廠所獲得的價值微乎其微，僅占利潤的1.8%，而擁有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的蘋果公司卻獲得巨額利潤，據估算每部iPhone對美國GDP貢獻達400美元。

（4）企業競爭力取決于服務環節。全球500強企業所涉及的51個行業中，有28個屬于服務業；56%的企業在從事服務業。以蘋果公司為例，目前，美國蘋果公司主要是負責品牌和產品設計與銷售，基本不介入產品的生產環節，其全部產品生產環節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的代工廠獲得。

2．以“互聯網+”提升生產性服務業

（1）中國制造“補短板”重在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盡管我國工業從數量指標上已經到了工業化中后期，但是生產性服務業尚未從制造業中剝離出來并獨立發展，還停留在工業化中前期階段。數據顯示，2010年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普遍在60%～70%之間。高端制造業發展比較好的國家，如美國和德國的信息、設計、研發、物流、銷售等生產性服務業占GDP比重大多在43%左右，而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僅在35%左右，占GDP的比重僅在15%左右。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滯后導致產業結構“低端鎖定”。

（2）“互聯網+”是新工業革命時代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的突出優勢。互聯網是新工業革命時代的核心資源。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依靠“互聯網+”做強了生產性服務業。按照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5中國互聯網產業綜述與2016發展趨勢報告》，截至2015年11月，我國手機上網用戶數已超過9.05億，再創新高，月戶均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突破366.5兆，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超2.1億，這一市場規模優勢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難以比擬的。

（3）以“互聯網+生產性服務業”把握新工業革命先機。把發展“互聯網+生產性服務業”作為落實《中國制造2025》的重點，推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在生產性服務業中的廣泛應用。到2020年，以研發、金融、物流等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5%左右提升至30%左右，基本實現倍增。

3．以生產性服務業引領制造業走向中高端

“十三五”，確立以生產性服務業引領制造業走向中高端的工業轉型升級戰略，搭建制造業走向中高端的服務平臺，發展面向“工業3.0”、“工業4.0”的生產性服務業，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形成引領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的新動力。到2020年，在基本消化傳統產業過剩產能的同時，穩定制造業增長速度，穩步提升制造業創新能力，為2025年邁入制造強國行列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

4．以轉型升級為重點破題國企改革

國有企業在我國工業領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有企業轉型升級的成功對我國工業轉型升級具有全局性意義。在國家產業變革條件下，國有企業轉型成功與否，是檢驗國企改革是否成功的“試金石”。建議盡快形成新階段國有資本戰略布局調整的分類改革方案。

第一，部分國有資本需要在國家制造業服務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二，部分國有資本需要通過優化重組去產能和實現轉型升級，要以提升產業集中度為重點推動國企并購重組，整體優化國家生產布局。第三，部分國有資本需要轉移到公共服務領域，尤其是一些確實需要從原有產業領域退出的國企，可以采取國家扶持、轉換為公益性國企等辦法進行改革，爭取到2020年，形成國有資本合理配置的新格局。

“十三五”：加快形成創新驅動體制機制

服務業主導的產業變革，需要形成創新引領的新格局。從改革實踐看，產業的業態創新、模式創新、技術創新都很重要，但帶有根本性的是體制創新。多年來，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有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發展緩慢的問題，更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創新驅動，重在解決阻礙創新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1．產業創新重在解決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

（1）產業創新對激發中小企業活力提出新的要求。從國際經驗看，大企業經過多年的成長，創新有“船大難掉頭”的突出特點。不少國際上知名的服務型制造業是從中小企業成長起來的，如蘋果、微軟等。目前中小企業發展嚴重滯后成為創新能力不足的突出因素。以每千人擁有企業數量為例，我國平均為16個，只有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有數據顯示，我國擁有將近20%的世界500強企業，創新企業卻僅占5%。

（2）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的突出矛盾是科技體制改革滯后。從現實情況看，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不強，主要不是投入不足的問題，而是集中反映在科技創新體制改革滯后導致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低。

一方面，我國用于研發的經費快速增長。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2015年科學報告：面向2030》顯示，目前美國用于研發的投資占全球總額的28%，中國以20%的份額緊隨其后，超越歐盟（19%）和日本（10%）。另一方面，由于產學研用脫節，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一直偏低，成為制約我國科技創新的突出“短板”。

有數據顯示，美國、日本科技成果轉化率已達到80%,英、法、德等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也達到50%以上。而我國科技成果只有10%～30%應用于生產，其中真正能形成產業化的科技成果僅占其中的20%左右。

（3）創新驅動需要體制平臺。從國際經驗看，創新驅動需要形成相關體制平臺支撐，如美國硅谷等，對集聚各類創新要素十分關鍵。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第一，盡管形成了各類工業園區，但多數以傳統產業為主，發揮集聚創新要素的作用明顯不足，在引導社會創新創業的作用不大。第二，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帶有封閉性的突出特點，對企業、社會開放程度低，科研基礎設施閑置與企業缺乏創新服務并存。第三，創新創業的風險投資體系不完善，各類風險投資基金在支持產業創新中的作用不足，金融支持創新的體制機制不完善。

2．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環境

（1）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創新中小企業服務方式。由重服務個體轉變到服務體系建設；創新中小企業融資方式，為中小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不斷擴大企業信貸抵押擔保物范圍；鼓勵地方政府設立各類創業投資基金等新的融資模式，支持草根創業。

（2）全面推行企業自主登記制度。建議：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實施企業一站式登記注冊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自主登記注冊網絡平臺，在企業注冊時間上與國際接軌；加強部門間政策協調，盡快將個體工商戶納入“三證合一、一照一碼”；加快推進企業簡易注銷制度改革，在目前試點的基礎上，盡快在全國實施個體工商戶、未開業企業以及無債權債務企業簡易注銷程序。

（3）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政府嚴格管理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事項的前提下，企業一般投資項目一律應當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不再需要備案。建議適時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將投資決策權徹底交還給企業。

（4）以公平競爭政策取代產業政策。從實踐看，某些產業政策在推動產能過剩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泛化產業政策容易扭曲市場主體的投資行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盡可能少用產業政策去干預企業投資行為，使各類市場主體根據市場變化來決定自身的投資行為。為此，需要改變通過政府選擇、政府補貼、行政主導直接配置資源的做法，盡快清理、廢除通過各類優惠政策和政府補貼引導產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改變政府人為扭曲市場信號和不公平競爭的局面。

3．以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為重點創新科技體制

（1）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有效手段。下放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除國防、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及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外，一般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全部下放給符合條件的項目承接單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所得收入全部留歸單位，納入單位預算，實行統一管理。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加大對科研人員的股權激勵。賦予領軍人才更大人財物支持權、技術路線決策權，鼓勵各類企業、高校、科研院所通過股權、期權、分紅等激勵方式，調動科研人員創新積極性。

（2）完善技術創新的市場機制。一是發揮企業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吸收更多企業參與研究制定國家技術創新規劃、政策和標準，提高專家咨詢組中企業家的比重，競爭類產業技術創新由企業依據市場需求自主決策；二是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鼓勵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產學研相互合作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三是提高普惠性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結構性減稅，逐步將國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投入方式轉變為以普惠性財稅政策為主，加大創新產品和服務的政府采購力度。

（3）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一是加快培育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健康發展；二是形成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合力，建設一批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三是與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相適應，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石墨烯、生物醫藥、機器人等領域的核心技術；四是加強技術和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建設，建立從實驗研究、中試到生產的全過程科技創新融資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化。

4．搭建有利于創新創業的服務平臺

（1）以創新驅動為目標推動傳統產業園區轉型升級。產業園區是我國工業化的重要載體。“十三五”，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要把產業園區的轉型升級作為重要任務，推動產業園區提質增效升級，協調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2）積極發展眾創空間等新型創新創業服務平臺。地方政府應把擴大眾創空間作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重點依托各地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科技企業孵化器、小企業創業基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形成一批創新創業、線上線下、孵化投資相結合的新型眾創空間。

（3）加快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向社會開放。發揮科研設施與儀器對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加快推進科研設施與儀器向社會開放，鼓勵社會創新，明顯提高科技資源利用效率，避免科研設施與儀器閑置浪費。

（4）完善支持創新創業的風險投資體系。科技創新離不開風險投資體系。“十三五”要建立完善的風險投資體系，包括種子基金、創業投資基金（V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創業板市場等。

（本文節選自遲福林主編的新著《轉型闖關——“十三五”：結構性改革歷史挑戰》。該書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集體撰寫，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9-2013年我國部分產業的產能利用率情況（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和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的公開資料整理，"-"表示資料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