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化名）50多歲的年紀，山東人，菜販，在北京房山賣了近三十年的蔬菜。去年12月，他被電信詐騙騙走了276萬元，辛苦攢下的血汗錢沒了，還有200萬是借朋友的。原本想再干兩年就退休的老朱，不得不再打起精神繼續拼命干活。回頭看老朱被騙的故事，雖不見血腥，卻讓人步步心驚。
噩夢開始
一張檢察院的傳真
在記者接觸的幾位電信詐騙受害人中，絕大多數都拒絕了采訪要求。一位被騙110多萬的老人，整日悶在家里，精神極度抑郁，讓人非常同情和擔心。
老朱是山東人，性格實在，只有他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唉，我就是個老實人！”在和記者的聊天中，老朱不止一次這樣描述自己，語帶埋怨。上世紀80年代末，20多歲的老朱只身一人，從老家來到北京打工。
老朱只有初中文化，初到北京的他在一家食品加工廠工作，一個月80塊錢。干了一年多，老朱覺得給別人干活不掙錢，于是就用自己的一點點積蓄，在菜市場租了個攤位，開始賣菜。
結婚后，妻子顧菜攤，老朱負責批發蔬菜，給餐館送菜。“那時候也沒有車，全憑小三輪，早上3點就得起床去大鐘寺拉菜，去得早可以挑好的貨。”夫妻倆這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直到后十年，老朱的生意慢慢好了起來，有了點家底。去年他貸款買了一套房子，準備給大學剛畢業的兒子結婚用。
“我準備再干兩年就休息了，太累了。”老朱嘆了口氣，雙手搓了搓臉，從棉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張皺巴巴的紙。這張傳真的最上面寫著：天津市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逮捕命令。
這是老朱噩夢的開始。
“警官”指令
不要掛電話去開房
去年12月27日上午，老朱接到“電信局”的電話稱，他涉嫌“王超跨國毒品非法洗錢案”。還沒等老朱反應過來，對方就把電話轉到了“天津市西青公安局”。
一位“陳警官”問老朱是否認識王超，老朱自然否認，稱自己在市場做生意，不販毒。對方聽罷稱，因為王超使用了老朱的銀行賬號洗錢，現在檢察院不但要逮捕老朱，還要凍結其銀行賬戶。
事情發展到這，如果是一個平時看新聞的人，可能會意識到這是個騙局。但對于起早貪黑干活的老朱來說，他平時根本沒時間去接觸此類信息。
“當時一聽我心里就慌了，這輩子哪遇過這種事情。”說到這些，老朱激動得有些結巴，“我那時候太傻了，為什么沒有給天津公安局打個電話問問！”
對方看人下菜碟，感受到老朱慌張的情緒之后，“陳警官”告訴老朱這事敏感，一定不能掛電話，并讓他找個人少的地方收傳真。
收到傳真后，對方要求老朱先不要看，讓他回家取了銀行卡、手機充電器，去賓館開房。老朱全部照辦。
來到賓館，打開傳真，老朱驚住了：傳真上面有自己的照片和準確的姓名、身份證號和籍貫信息，上面還寫著“擅自泄密和通風報信將直接逮捕”。
女“檢察官”出場
不抓你可以先交保釋金
怕老朱不信，“陳警官”告訴老朱可以撥打114，查詢天津市西青公安局電話。老朱查到號碼后回撥，果然是“陳警官”接了電話。
“陳警官”告訴老朱，一會兒他把電話轉到檢察院“高曉琪檢察官”那里，讓老朱極力向“高檢察官”求情，不要逮捕自己。
“高檢察官”是名女子，她先是斷然拒絕，之后“陳警官”幫老朱說情，最后“高檢察官”同意不抓人，但前提是老朱先交23.7萬元的保釋金。
因為剛買了房子，老朱手里只有不到5萬元，其中還包括2萬的貨款。誠實的老朱將此情況如實相告，對方讓老朱“看著辦”。到此時，老朱的電話已經連續通話了4個多小時。
三天之后，老朱向朋友借錢才湊夠了23.7萬元。
匯完錢的當天，“陳警官”來電稱，這筆錢存入了“北京金融監督管理局”，以后案情查實還會歸還給老朱。
老朱再次按照指示，撥打114查詢了這個單位的電話號碼，輸入“陳警官”給的案號和密碼后，老朱查詢到這個案號下確有23.7萬元。
老朱稍微心安了一些，他以為很快過去，也就沒向妻子說這事。但這僅是老朱被騙的第一筆錢。
男“檢察官”語氣嚴厲
她替你交了錢被抓你要保她
兩天后，“高檢察官”告知老朱，“王超的弟弟抓到了，他供述是你主動給王超提供賬戶洗錢的。”老朱必須繳納59.5萬元的保證金，不然將直接逮捕其審訊。
再次被嚇住的老朱編了個理由，向朋友借了36萬元，加上自己催要回來的貨款4萬元，一共40萬準備交給“高檢察官”。
還差19.5萬怎么辦呢？此時，一個設計好的圈套，正緊緊勒住老朱的脖子。
電話中，“高檢察官”語氣溫柔，對老朱的遭遇充滿同情，最后她告訴老朱“別急，差的錢我想辦法給你墊上”。
老朱聽畢，感激涕零。“當時覺得自己遇上好人了。”和記者交流過程中，老朱一直低著頭，雙手緊緊握著拳頭，“唉，我太實在了。”
三天后，“陳警官”找到老朱，稱一個姓胡的檢察官有急事找他。電話被轉到“胡檢察官”那里。
對方語氣嚴厲，稱“高檢察官”因為替嫌疑人墊錢，已經被抓，之前交的錢不算數，不但要再交59.5萬，還需要交罰款9萬。
“人家因為幫了咱們被抓，我過意不去，心想一定別連累‘高檢察官’。”老朱說，他不得不再去向朋友借錢，“都是好哥們，都痛快地借給我了。”
不到半個月，老朱已經被騙100多萬了。
“法院院長”壓軸
再交最后一筆錢
這場騙局中，警察、檢察官都已亮相，法官“陳院長”最后登場，他是“高檢察官案”的審理人員。
接下來的半個多月，“公檢法”又讓老朱繳納保釋“高檢察官”的保釋金27.5萬、提前開庭的費用28.8萬、銷案費用28.8萬和這些錢的托管費37.5萬。
老朱自己哪有這么多錢，除了繼續向朋友借錢，他把自家房子賣了、把轎車賣了，把給妻兒和自己投的商業保險中的錢取了，還不夠，他還借了高利貸30萬元。
“那段時間，心里極度痛苦，我每晚都愁得哭。”紙沒包住火，老朱的事情被妻子發現。妻子勸他報警，老朱非但沒聽，還和妻子大吵一架。“他們警告過我，這事一旦被別人知道就會連累妻兒，甚至是借錢的朋友。”
陷入被騙漩渦的老朱，像一只被風暴拋起的小船，除了恐懼，他沒有了思考的能力。對方何時才能收手呢？
2016年1月24日，對方讓老朱交完最后一筆37.5萬元的托管費之后，承諾當天下午5點前便可以將之前所有的錢悉數歸還。
老朱等到銀行下班也沒等來這筆錢，再打電話過去，“陳警官、高檢察官、陳院長”等人都已關機。
“唉！那時我才意識到我被騙了！”
劫難后的老朱
先干活把朋友錢還了
1月25日早上，老朱將電話打到了正牌的天津市檢察院，對方告知其極有可能被騙了。老朱這才報了警。
“經過我們的偵查，老朱被騙的錢分四個銀行流向了臺灣，老朱接到的電話都是從馬來西亞打來的。”負責此案的房山公安局現案組副隊長王玉安告訴記者，老朱報案時間太晚了，“雖然我們仍在偵破，但是錢款被追回的希望很渺茫。”
“早報警就好了。”老朱萬分后悔，事發后兒子也埋怨他不早報警。
原本想再干兩年就退休的老朱，不得不再打起精神繼續拼命干活。“我被騙的這276萬中，有200萬是借朋友的，他們有的還不知道我被騙，他們的錢總得先還了啊。”
“手里沒錢，今年過年都沒回家，也沒敢和老家的父母說這事。”遭此劫難之后的老朱精神幾度崩潰，甚至有輕生的想法。他的右眼因為壓力大，視力變差，一說話眼皮就抽搐，最后眼睛瞇成了一條線。
民警在偵破案件中，也不斷安慰老朱，讓他挺住。“雖說老朱干的活辛苦，但正是繁重的勞作，讓他沒太多時間去考慮這事。”王玉安說，“冒充公檢法的電信詐騙并不是新近才出現，但像老朱這樣的老百姓，怎么讓他們接觸到反電信詐騙的宣傳是個問題。”
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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