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20日至23日在京召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中央全會。近期,中國(綿陽)科技城掀起了法治示范區創建行動,對于人治和法治,我也想談談我的看法。
在我們國家,當我們談到家鄉發展得怎么樣、學校發展得怎么樣等問題的時候,更多的是說,我們家鄉有個好領導,或是我們學校有個好校長;在美國,老百姓對政治人物更多的是調侃,他們更關注的是,醫改法案、能源法案等等能不能通過,該不該通過。這其實就點到我們和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法治與人治。
西方的法治社會現今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以至在當今世界獨領風騷,其實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成長和學習的過程。古希臘城邦因其高度的法治文明和自由民主,而把周圍的國家和民族都視為蠻夷。其后法治文明便湮沒在漫長的中世紀教會統治之中,但其精神不滅,隨著文藝復興而再次彌散歐洲大陸。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再次考驗法治文明與自由民主,當時蘇聯國內則是大肆鼓吹他們優越的社會制度。但是“法治社會”學習了,學習了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宏觀調控,同時法治開始向保障社會福利傾斜。
“人治社會”的成長進步,中國古代文明是世界的典范。相對于古代日本幕府“武力人治”和中世紀教皇至高權威的“精神人治”,中國古代的官僚體系、以德治國和科舉制度是一種人性、穩健而又兼具活力的人治社會模式。到了宋朝,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都發展到了巔峰,政治上出現了法治分權,經濟上積極探索商業文明以激活整個社會。我們所熟知的“包青天”從一個側面可以佐證當時的社會已經具有一定的法治文明。而現在的我們呢,社會財富的集中和悠久的人治文化,未來的二三十年,我們必須踏著人治社會的腳步繼續前行。幾十年前,蘇聯人笑了;這兩年,我們也笑了。蘇聯人的教訓并不可怕,一個十六世紀才有莫斯科大公國的國家,人治社會的經驗欠缺,不懂集權統治的藝術。但是我們該如何跳出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怪圈。宋人欲在農業文明的國度開拓商業文明,未果,我們做到了;宋人開始初步探索法治分權,未果,我們呢。其實西方法治文明的燦爛輝煌,其核心是在于實現了對權力的監督。再看人治文明,換種思維考慮,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實也是一種監督權力的手段,每個人的行為都被限定在一定的道德范圍之內,這種限定其實就是一種監督。
無論“人治政府”,還是“法治政府”,能積極實施“權力監督政策”的就是好的政府。政府帶頭弘揚儒家思想,增強地方司法系統的獨立性,官員財產公示,開拓網絡監督平臺,這些都是在進步,都是朝著“監督權力”的目標前進,就像習總書記說的那要,要把權利關在制度的籠子里,我們的未來才能活得更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