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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么一說：全世界都要過上歐洲人的生活，需要三個地球;要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需要五個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個地球?這才是中國人“明確悲觀”的真正由來。

為什么經濟學家看未來總是很悲觀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確定”

經濟學常常被看做一門憂郁的學問，看未來不那么明朗樂觀。亞當·斯密還比較明確，認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經濟自由，看不見之手就能把人類帶向一個更好的經濟增長。他那個時代，英國工業革命蒸蒸日上，實踐也支持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經濟學。《國富論》最了不起的預見，是斷定美國經濟有遠大前途，這點后來得到驗證。

但是亞當·斯密以后，隨著資本主義迅速展開所引發的矛盾，很多經濟學家就不那么樂觀了。最知名是馬爾薩斯，相信人口增長會持久快于食物增長，所以未來一定麻煩，要靠饑荒、災難、甚至戰爭等等來重建平衡。由此也給經濟學打上憂郁的印記。

到了《共產黨宣言》，一方面非常樂觀，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給人類歷史帶來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產力解放，同時又基于社會化生產力的爆發性增長，預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將滅亡。自那時起，這個大判斷一直在經受檢驗，說資本主義要滅亡、卻一直還沒有滅亡的緊張揮之不去。

前蘇聯曾有幾十年的樂觀，不但證明“一國可建立社會主義”，而且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最輝煌是二戰，用計劃體制動員起來的工業能力成為反法西斯的物質基礎。戰后更樂觀，赫魯曉夫放言“一國建成共產主義”、“20年趕超美國”。可惜沒得到驗證，在和平時期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競爭中不但沒勝出，還弄得一個經濟停滯、體制僵化，到前蘇聯解體，不可能留下明確樂觀看未來的遺產。

中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搞建設，先學蘇聯，也樂觀過，趕不上美國也要超英國。不幸大躍進遭挫，靠調整穩住腳跟，卻又轉向階級斗爭為綱，文革更把國民經濟拉到崩潰邊緣。逼到了無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當然改革開放也是看好未來，鄧小平認為世界將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讓中國集中精力搞經濟。1980年提出20年翻兩番。中國做到了，進入新世紀頭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不過回看上世紀80年代的出發點實在很低，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參加農村調查研究的，當時要直面的實際，是“八億人搞飯吃，飯還不夠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決一個問題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改好了。怎樣看未來、樂觀還是悲觀?老實講當下問題數之不盡、糾纏不清，沒功夫好好想將來。

為什么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理論上追到底，就是未來不確定。

教書要講到預期，闡明人們行為受對未來看法的影響。我知道關于未來最好的理論答案，是“不確定性”，那還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來的。何謂“不確定性”?就是經驗概率也推不出來將來一定會是個什么樣，不妨干脆譯成“莫測”。按奈特的原意，不確定性比“風險”來得嚴重，本質上不可測，用保險機制也對付不了。這與現代物理學家或有一拼，他們說觀察一個處于糾纏態粒子時，無從預知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測不準”——“莫測”是也。不確定世界怎么應對?經濟學得出了一些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結論，那就是離不開一套制度——法治、市場、財產權、合約、特別是股權合約。

“對未來嚴陣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說完美。首先關于未來不確定、莫測，似乎沒什么更多內容可說，導致對“人們怎樣看未來影響其當下決策與行為”的忽視，降低對行為的理解力和解釋力。其次，莫測無非“天有不測風云”，容易讓人“預后不良”——似乎不確定總意味災難來臨。其實，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意外驚喜，并不是單邊確定的倒霉。

所以對“不確定”還可以解析。這方面，彼得·蒂爾的《從0到1》，對我有啟發。作者把人們怎么看未來，構造成一個兩維對兩維的矩陣(明確/不明確，樂觀/悲觀)，得出了四個象限：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然后他把“各國看待未來的方式”，裝進了這個認知矩陣。當然不夠嚴謹，因為“各國”都有一大票人，看未來的方式不盡相同，所以頂多是對各國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觀印象。只是非嚴謹也有啟發，沖擊力還不小。

譬如他認為，“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都領導著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國”，更是有史以來“明確樂觀主義”的當然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輪船、鐵路、電報、大規模機械化、化學廣泛應用、跨海隧道、地鐵、陸地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從蘇伊士到巴拿馬運河開鑿，所有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壯舉，難道真是“被法術召喚”出來的嗎?作為得天獨厚的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國自然稟賦豐裕，人口又不多，開荒種地吃飽飯、賣賣棉花煙草木材，對那代歐洲移民足夠好了吧?為什么還要發明工廠流水線、造帝國大廈、建金門大橋、搞曼哈頓計劃、投資洲際高速公路、還要實施阿波羅計劃?更不要提無數民間的奇思怪想、膽大妄為之舉。總之，沒有哪一樣是“純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總受對未來看法的支配，難怪蒂爾先生把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毫不猶豫劃入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第一方陣。

不過，作者認為后來的美國轉向了“不明確的樂觀”。特征是“樂觀、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天之驕子，“財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們高估“機遇”，低估“規劃”和持久努力，低儲蓄、低投資、高消費，讓金融、政治、哲學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確樂觀色調，誰也不問究竟能不能持久。當然，作者以為“當下歐洲”更糟糕，受“不明確悲觀”的支配，得過且過，眼看油瓶都倒了，議論半天也沒見誰起來當真扶一扶。

讀來最受刺激的，是這本書居然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表!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給各位讀段引文。

“一個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相信未來是可知的，但卻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也許當今的中國是最典型的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家……其他國家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一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家”(《從0到1》，中譯本，第87頁)。

根據什么呢?

“老一輩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由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來臨。局外人著迷于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同上書，第88頁)。

其實自我劃界，還歸不到上述四個象限中的任何一個。勉強要劃，不過是個另類而已——“埋頭觀察闡釋經驗現象，無暇顧及怎樣看待未來”。任何人問我關于未來，“不確定”一了百了。這樣久已習慣的思維定式，要不要有點反省呢?

讓務實的明確樂觀抬頭

蒂爾先生認定中國人“明確悲觀”的根據，我認為他找到最靠譜的理由，不是漫長文明史留下的思維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請看如下議論：

“對中國來說，最容易的發展方式就是不斷學習已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國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電，建更多的工廠和摩天大樓。由于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價格不斷攀升，沒有什么辦法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趕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中國人也知道這一點”(《從0到1》，第87頁)。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么一說：全世界都要過上歐洲人的生活，需要三個地球;要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需要五個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個地球?結論是不可能，這才是中國人“明確悲觀”的真正由來。

要是照搬、仿制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

環境已經發出了警告。倘若把經濟開發的環境成本全部“內化”為價格，那么現代享受對多數人口注定貴不可及。誰能勸說人們安于“耕地靠牛、點燈靠油”的傳統生活呢?繼續向前現代化，要承認現存技術再先進也還不夠先進。欲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現代化需求，研發不能停、創新不能止。如果我沒誤讀，這也是《富足-未來比你想得還要好》一書的中心觀點。此書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學背景的哈佛醫學博士，又是美國商業太空領域的領軍人物。帶著他這本書在游學路上邊看邊議，堪稱絕配，值得推薦給各位一試。

明確樂觀的未來觀，是一切經濟、科技革命行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當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數人也可以過上富足生活的現實前景時，人們才可能普遍對未來抱有積極態度。

看來我們要面對一個閉環。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老問題要新解，我們在游學中感悟到一點，愿意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創新創業的最優主體既不是超大組織里所有人，也不是單槍匹馬的先知先覺。最優創新組織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氣相求容易達成共識，互相欣賞、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組織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動。群與群交互作用，行動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這像生命一樣，能夠無中生有，是起于“一鍋原生濃湯”，活躍分子湊到一起，悶在一塊，高頻互動，直到長出一個新結構。從這點看，革命、改革、建設，在發生學上是一樣的。

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沿創新值得關注，中國人大可從中淘寶。二是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三是敢想敢做極有意義，而相信未來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四是創新創業人群要主動對沖彌漫周遭的各種焦慮——增長焦慮、轉型焦慮、教育文化焦慮、還有講不明白的焦慮。

最后，小結幾點分享。都有道理的吧，但僅憑焦慮殺不出重圍。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先從創新創業的人群里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