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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在撰文中指出，在中國，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在中國的環境中，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這一問題值得思考。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近來，高層為了推進結構性經濟改革，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導向概念，即通過改革供給體系來滿足需求結構的變化。高層的意圖很明確，改革邊界也很有限，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

不過，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東西都往里面放，供給側改革一方面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雜貨鋪”，另一方面則幾乎被視為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良藥了。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讀，一些人把西方所謂的供給學派拿過來作為理論基礎；另一些人則干脆把新自由主義重新包裝；強調政府作用的則想調和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人們沒能把各種作為理論或者學派的供應學派，和作為經濟實踐的供給方改革區分開來。

在20世紀80年代，供給學派對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首相的經濟政策產生很大影響。但是，英美的經濟實踐只是取了供給學派那些和實踐相關并且在實踐中可行的想法，主要是私有化、減稅、減小政府規模等。

即使如此，在實踐中也屢屢修正。例如私有化在社會領域（主要是醫療和教育），就遇到了社會上巨大的阻力而沒有實行下去。這不僅表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巨大差異，也表明改革設計和實際所能操作之間的巨大差異。在中國，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在中國的環境中，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

這只能說明中國有效知識的供給不足。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研究界，都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長期以來，中國所具有的只是從西方進口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沒有通過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而得到發展。在不存在中國經濟學的情況下，何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實踐呢？各種從西方進口的經濟學更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拿它們來解決中國問題往往導致問題的惡化。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幫助人們解釋事實，明了其發展方向，解決事物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盡管經濟學有其本身的理論優美之處，在實踐層面，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診斷實際經濟所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方法。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早已經進入知識短缺時代。

中國經濟知識的短缺局面已久，并且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例如，中國經濟學家濫用西方概念（包括并不了解西方經濟學），從來就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區分開來。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就是當時知識短缺所造成的。

20世紀90年代末在國企改革過程中，醫療產業化，醫院成為中國的暴富產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為了應付危機，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過教育產業化的方式來拯救經濟，結果導致了教育的大擴張和產業化，影響至今。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政策界又提出房地產的產業化，通過對房地產的大規模投資來對付金融危機。沒有經濟學界指出這樣做的危險性，因為無論是醫療、教育和房地產并非一般的經濟領域，而是社會領域。盡管這些領域的確可以引入市場機制，但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是不同概念。西方在這些方面也有嚴重的經驗教訓，通過持續的和暴力的社會運動，才促成了資本在這些領域的角色減退和政府作用的強化。

問題遍及所有學科

遺憾的是， 中國則很輕松地把這些社會領域完全經濟化和市場化了。社會領域的過度市場化是今天無窮社會問題的根源，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缺乏動力的根源。沒有一整套有效的社會政策，中產階級沒有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建設乏力。假如當時有足夠的知識供應，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至少房地產的產能過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另外一些場合，提出了一些政策概念，但因為沒有有效的知識支撐，政策執行的結果就走向了預期的反面。“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政策概念就是這樣的例子。沒有人會質疑這兩個政策概念的意向和所要達到的目標，即通過更加科學的發展（例如去除之前流行的GDP主義）來達到社會的和諧。但是，什么是科學發展？什么是和諧社會？如何實現科學發展？如何實現社會和諧？在所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存在嚴重的知識供給不足情況。結果并不難理解，即走向了政策本來意圖的反面。

唯獨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知識短缺局面沒有變化，甚至更加嚴重了。從前所有問題，今天仍然存在。在很多方面，不僅政策研究界而且學術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論證政策，而非研究政策。例如，十八大前后，高層提出“頂層設計”的概念，意在改變之前政策設計過于分散，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局面。但“頂層設計”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不僅中央政府講，地方政府也在講。

有書本知識缺實踐經驗

現在輪到“供給側改革”的概念了，人們得到了新的機會來炒作。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談特談西方的供給學派，殊不知供給學派在西方經濟實踐中的使用，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即戰后政府作用、官僚體制的大擴張問題。就是說，討論供給學派就要了解其產生的背景。

中國的背景是什么呢？供給側改革有兩個目標：第一，是要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第二，是要找到新的增長源來實現可持續發展。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需要從中國的現實來理解供給側改革，而非簡單地借用西方。換句話說，就是要確立中國本身的供給經濟學。但除了概念上的大肆販賣外，有多少人了解中國經濟現狀，能夠診斷中國經濟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今天所講的產能過剩都是從前過度供給所造成的。那么是否通過供給側改革能夠改變這種情況呢？一方面講消化產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出新的過度“產能”。例如，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兩個新的產能即金融和互聯網已經開始過剩，但各個方面仍然在大力推動發展。無論是金融改革和互聯網經濟，都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實體經濟的發展，因為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的早期，下一階段的主體仍然是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

大量的資本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了金融和互聯網領域，不僅沒有推動發展，反而扼殺著實體經濟。而一旦實體經濟被扼殺，金融經濟和互聯網經濟便沒有了堅實的基礎，變得不可持續。

這就是今天中國經濟的現狀。金融經濟和互聯網經濟都很重要，需要大力發展，但并不是取代其他形式的經濟。今天如果要說供給，就要強調產業升級、技術升級、限制金融和互聯網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吞并。在實體經濟領域，中國所需要的是+互聯網和+金融，而非互聯網+或者金融+，否則就是本末倒置（即現在的情形）。

中國也有知識供應充分的時代，那就是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初，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那段時間。當時，盡管沒有多少人有博士學位，但他們都是真正了解中國、負有國家建設責任心的一代人?，F在盡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學位了，但很多是只有書本知識而沒有實踐經驗。因為他們是典型的讀教科書成長起來的，西方的概念有時候比西方人還玩得熟練，但對中國的實際則是外行。知識短缺的情況不改變，中國的改革就很難從頂層設計轉化成為有效的實踐，或者在轉化過程中錯誤百出。近來的金融市場就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趨勢。

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中國新型智庫具有了非常的意義。希望智庫建設，如果不能改革目前重于清談的學院派，至少能夠把學院派和智庫分離開來，使得智庫能夠側重于中國知識建設，從而改變知識短缺的局面。（聯合早報）

本文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