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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價格降低到35美元以下了，而這一次發改委沒有跟隨國際油價的調整而調整中國的油價，引發國內罵聲刷屏，但這里我卻要為松開了中國的石油行業國際定價博弈的枷鎖而叫好，全球哪個國家也沒有中國這樣國家強令把油價綁定到外國期貨價格波動之上！這給了中國更大的石油國際定價博弈的空間。

我們盼著降價，但認識問題是要從更高的角度和更長遠的戰略，中國發改委的做法，是一種非常錯誤的做法，當初是被輿論綁架，被迫每一次國際油價調整，我們就要必須調整，實際上是把中國的價格綁定在外國石油公司控制的石油指數之上，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美國，中國的石油消費量將近6億噸，如此天量的原油給外國指數背書，完全綁定沒有任何價格博弈空間，成為國際資本漁獵的對象，這才是帶路黨所希望的?，F在美元要加息歐元在寬松油價在探底，全球激烈博弈的時候，怎能綁死中國油價給西方指數背書，中國一定要參與全球原油定價博弈的。

我們普通人對國際原油的期貨指數是深信不疑，但實際上全球的原油交易是非常復雜的，按照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是不能直接交割的，需要到迪拜的期轉現市場才能對接現貨，這里面的差別是歐佩克還有配額呢！沒有配額你是拿不到原油的。而中國與非歐佩克國家交易，依然是要付出額外的代價，比如我們從俄羅斯購買原油天然氣，大多數情況需要預付十年以上的貨款，即使是油價低迷又有烏克蘭問題的情況下俄羅斯也要求中國預付了8年貨款。這些長期預付款的財務成本多高？！因此這些指數與真實市場是有距離的，憑什么要求中國的石油消費完全綁定為之背書？！

更進一步的講，在博弈國際原油價格上，中國也需要借助這些期貨工具，中國的相關石油企業也可以購買國際原油期貨或者期權進行套期保值，這個套期保值就是要在合適的位置買入大量期貨或者認購期權的這些金融衍生品的價格不可能都是在最低點購買的，有他們的存在，可以保障我們在原油價格暴漲的時候我們取得原油的價格不會過高，但同時帶來的就是價格在低點的時候，我們也不是最低，保障油價平穩，保障中國的原油供給才是更關鍵的事情。

但全球的原油供給是非常扭曲的，不但有配額的限制，在原油供給上的供給曲線也是彎曲的，這個現象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被發現了，薩繆爾森(P．A．Samuelson)和諾德豪斯(w．D．Nordhaus)在談到后彎的供給曲線時用的例子有兩個，一個是勞動供給，一個是70年代的石油危機時的石油供給。（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7版第八章向后彎曲的供給曲線一節，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125-126頁。）這也就是說在石油價高的時候，大家都減產供給減少，而石油價低的時候反而是增產的，具體原因就是產油國賣油所得外匯數量是剛需，價格高外匯足夠了誰也不愿意多賣資源，價格低則為了外匯剛需不得不多賣以求外匯平衡和購買糧食等必需品。從現在的具體表現上看，也是如此，在油價如此低迷的情況下，各國都在增產，歐佩克的減產會議流產了。因此這是供給問題，我們提出供給側的改革，是恰逢其時。

在供給曲線彎曲和原油配額下決定了一個事實，就是在油價高的時候，不是你加價就能夠買到原油的！我們的原油消費是剛需，為了保障在原油高價各國減產的情況下買到原油，你就必須在油價低的時候買入期貨或者認購期權，在油價低迷的時候他們還增產，意味著此時你買入上述期權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要保障中國的原油供給，利用金融衍生品參與國際原油貿易博弈是有絕對的必要性的，但如果你的油價總是釘住國際期貨價格，則意味著你對這個價格沒有發言權，完全被這個價格所主導，但如果你不綁定了，你可以隨時突然調價了，則以中國6億噸的巨額消費量，我們的政策改變必然導致國際原油價格波動，我們的期權期貨再與之配合，就能夠取得足夠的發言權了，因此發改委讓國內油價不隨國際調整，就是給中國定價博弈松綁，以后發改委對油價價格的決策，反而是影響世界原油價格的利器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需要低價原油才有利的，因此中國自己的原油產量不能迅速下降導致全球原油產量的實際減產，如果中國自己不開采原油了，則意味著不光是油田的石油工人下崗失業，更意味著這個減產以后，國際油價要暴漲了，而國際油價暴漲之后供應量還要降低，中國的需求怎樣保障供給？而中國不減產，則中國大多數油田的生產成本就在70-90美元每桶，已經是國際油價的二倍了，在我們采煉銷分離的模式下，這就要讓油田企業面臨巨額虧損，行業發展是受到威脅的。因此為了維持中國足夠的產量使世界油價在低位更長的時間，也是不能不在定價上考慮中國國內采油的成本和利益，價格的調整要有系統性和策略性。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石油價格博弈的復雜，石油供需曲線下的后彎更需供給側的政策，控制終端價格的成品油零售價綁定國際原油期貨的需求端政策，需要讓位給在供給端保障原油供給的國際定價博弈，以后發改委的油價政策應當更多的不是服務于需求，而是怎樣博弈國際定價的保障供給。這個改革一樣是要面臨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的，我們要沖破降價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保障國家原油供應的安全。（本文作者張捷系量躍資本首席經濟學家、和訊評論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