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約翰-加普撰文指出，露天公共資源的開采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里，軟弱的監管機構又為此提供了便利。中國很大一部分電力靠燃煤發電站提供，而煤炭燃燒比其他能源排放更多的顆粒物、一氧化氮以及二氧化硫。北京方面正努力遏制排放量，但不知該如何應對浮塵污染。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北京市政府本周發布了首個空氣污染紅色預警。中國首都空氣中的有毒煙霧和粉塵還沒有上周嚴重，但該市終于對2000萬居民的不滿和憤怒做出了回應，宣布關閉學校、工廠和建筑工地，并要求小汽車單雙號限行。
11月底，北京空氣中所含的可穿透人類肺部的細微顆粒物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上限的40倍。印度城市的空氣污染程度可與中國城市一比高低。在13個印度城市被WHO列入全球20個空氣污染最嚴重城市之后，該國計劃明年1月起在新德里實行小汽車單雙號限行。
時常籠罩在中國和印度城市上空的霧霾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產物。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和城市發展極為迅速，以致無法解決霧霾問題。含有一氧化氮、二氧化硫、礦塵和炭黑的霧霾讓市民感到窒息，誘發癌癥、肺部疾病，使數百萬人過早死亡。但霧霾也是政府管理不善和腐敗猖獗的一個征象——由于政治人士和官員們過于溫順和聽話，他們缺少限制污染工廠、柴油車和火力發電廠的意志。有許多替代方案，從天然氣發電廠到電動車等，但這些城市透出濃濃的既得利益的氣息。
倫敦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患有同樣的“硬化癥”。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1851年寫道：“倫敦是個糟糕透頂的地方。現在每當我從鄉下回來，看到厚重的如蓋子一樣的東西籠罩在房屋上空，我都納悶：除了履行責任以外，我到底在那兒干什么？”
倫敦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快速發展及其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地位導致港口船只云集，數百萬人在工廠工作，成千上萬座煤爐燃燒。正如克里斯蒂娜•科頓(Christine Corton)在其著作《倫敦霧》(London Fog)中記錄的那樣，這座城市釋放出帶著硫磺味的黃褐色煙霧，這也成為倫敦的特征。本周是1952年“大煙霧”事件的紀念日，那次事件導致1.2萬名倫敦人死亡，并改變了人們的態度。
狄更斯在《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一書中寫到了霧。“在倫敦，邊緣處是暗黃色的，越往里越呈現出褐色，越來越深，直至城市的中心……完全就是像鐵銹那樣的黑色了。”在維多利亞時代，鐵銹被用來隱喻金錢（尤其是貪腐所得的金錢），財富阻礙了倫敦清潔空氣的努力，直至1956年通過《空氣清潔法案》(Clean Air Act)。
盡管倫敦在其他方面進行了凈化，尤其是約瑟夫•巴澤爾杰特(Joseph Bazalgette)在1858年泰晤士河“大惡臭”事件之后建造了下水道，但工廠主們（以及燒煤取暖的房主們）一直抵制改革。直到上世紀50年代，在二戰后尋求過上更好生活的市民們才要求采取行動。
中國電視記者柴靜在今年拍攝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環保紀錄片《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她在片子中就詳細闡明了這種聯系。柴靜造訪倫敦和洛杉磯等城市，了解了這些城市是如何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后，她得出結論，中石油(CNPC)和中石化(Sinopec)等國有能源集團的腐敗和權力過度集中阻止了進步。
柴靜在片中提到：“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補貼那些已經要被時代淘汰掉的、落后的、污染的還有虧損的產業。”《穹頂之下》發布后，觀看次數超過3億人次，中國總理李克強還為此表示“環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違法亂矩行為根深蒂固——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反腐運動，從2012年到今年4月因涉嫌腐敗被調查的國企高管中25%來自能源行業。中國能源行業缺乏透明度，公開招標也很少——加上這個行業巨大的規模和權力——為官員進行貪污和操縱提供了大量機會。
這就鼓勵了“公地悲劇”——露天公共資源的開采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里，軟弱的監管機構又為此提供了便利。中國很大一部分電力靠燃煤發電站提供，而煤炭燃燒比其他能源排放更多的顆粒物、一氧化氮以及二氧化硫。北京方面正努力遏制排放量，但不知該如何應對浮塵污染。
倫敦并未根除污染問題。一份研究顯示每年仍相當于有9400人死于空氣污染，尤其是柴油油煙污染。但倫敦以及洛杉磯等城市已經意識到這一危險，并在設法應對。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以前并不重視空氣污染威脅，但它們可以進行自我清潔。北京和新德里的問題已經證明了治理空氣污染的緊迫性。到2050年，全球人口預計將達到90億，其中63億人生活在城市，有這么多人要呼吸空氣，這個世界絕不能迷失在霧霾里。（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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