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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格拉斯•諾斯于11月23日在密西根的家中去世，享年95歲。經濟學家馬光遠撰文指出，諾斯可能是中國經濟學人最為熟悉的西方經濟學大師之一。一是因為諾斯的幾乎所有重要的著作在中國都有中譯本，二是他的理論，無論是產權理論還是制度變遷理論本身，對中國經濟現實和改革都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作為他的忠實的粉絲，我個人一直認為，他的理論不僅可以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增長的奇跡，而且對中國經濟未來改革和突破的側重點，都有很強的指導性和解釋力。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作為新經濟史理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諾斯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是解釋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將新古典經濟學中作為外生變量的制度看做內生變量，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量，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主要代表作有《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以及《理解經濟變遷過程》等。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經濟雖然擺脫了數千年的“馬爾薩斯陷阱”，進入到現代經濟增長階段，但同時，也出現了所謂的“大分流”的現象，國與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長期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基本上都一致認為技術變革是近代西方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理論界也一真把近代的產業革命看作歐洲經濟增長的原點。

諾斯用制度變遷理論解釋“窮國為什么窮，富國為什么富”這個古今中外長盛不衰的話題。他說，“人類歷史中的一個關鍵疑難問題是，如何解釋歷史變遷路徑差異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會是怎樣分叉的？怎樣解釋它們的績效特征差異甚大的原因？窮國與富國之間、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比曾經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樣解釋這一差距？”基于他自己的制度變遷理論，諾斯重新書寫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增長理論。按照過去的理解，人類經濟增長的原因在于技術進步、投資積累、專業化分工等。但是，在諾斯看來，這“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本身?！彼J為,經濟增長的原因要到引起這些現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尋找，他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諾斯的這種將增長歸結為“制度”的經濟增長理論，在他的《1600一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一文中得到了和很好的體現，諾斯認為，雖然1600——1850年間海洋運輸技術沒有多大的發展，但由于對海盜行賄，或者提供護航服務，海洋運輸變得安全可靠，從而使得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斯因此認為，在技術沒有發生變化的情形下，通過制度創新或變遷也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

1973年，諾斯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種新經濟史》出版，這是他的制度變遷理論形成完整體系的里程碑著作。在這部著作中，諾斯指出，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于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按照這個邏輯，英國之所以爆發工業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業革命爆發之前，英國無論在現代財政制度、產權制度、專利制度還是金融制度層面都已經為“工業革命”的爆發掃除著種種的障礙。

無論是1215年限制王權的《大憲章》，還是1624年出現的人類最早的專利制度，包括1694年全球第一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和1773年成立的倫敦證券交易所。這些保護技術產權，并且能夠為技術的發展提供金融環境的制度都出現在英國。諾斯的解讀，也得到了著名經濟學家?？怂沟挠∽C，在希克斯看來，英國工業革命本質上不是技術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為工業革命時期那些技術其實早已經出現，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現代證券制度和專利保護制度之后，技術才成了最重要的生產力。

諾斯認為，社會需要技術進步是一回事，人們是否愿意投身于技術創新以及由此決定的技術進步率是否加速則是另一回事。諾斯異常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對經濟增長的見解，這就是：“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奔从行实慕洕M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而他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才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

在筆者看來，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不僅可用于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更可以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的崛起和經濟奇跡。按照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過去30多年中國的高增長無疑是因為制度變遷導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出現，從聯產承包，到自發成長起來的鄉鎮企業，從公司制度的引進到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的建立，以及在金融、勞動力市場等等方面的變遷，都成為過去中國經濟過去增長的主要原因。

當然，對于下一步致力于實現創新驅動，努力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而言，諾斯的理論更具有指導意義。按照諾斯的解釋，技術創新能否推動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制度。這可謂點到了中國創新方面最大的軟肋。比如，在體制機制上，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在知識產權保護上還比較薄弱，在文化上還缺乏對創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體系和成為創新者有很多背道而馳之處，在金融制度上，金融還無法為創新提供真正的支持。

這也意味著，下一個五年，中國成為創新經濟體的關鍵在于能否為創新構建起真正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架構，這是諾斯的告誡，也是最正確的路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