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麗芳
連續幾日,“80后”張靜和齊亮夫婦都在商量如何說服各自的父母“只生一個好”。張靜的女兒今年5歲,“我和愛人都不想要二胎,經濟壓力大,也沒有精力再照顧,但是雙方父母都想讓我們再生一個,覺得一個孩子太孤單。”
30多年來,一胎政策觀念在內地早已深入人心。但張靜和齊亮本可不受上述政策限制,因為他們出生在山西臨汾市翼城,這里是30年來中國唯一一個被特批的“二孩試點”,被稱為特殊年代里的“人口特區”。
中國“人口特區”的試點效應
1985年,人口專家梁中堂預估到“一胎化”可能會帶來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在他的堅持下,當年7月,山西翼城縣成為推行“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的二孩試點:翼城農村女性不早于24歲生第一胎,30歲后可生第二胎(后調整為28歲)。
30年間,這里被外界視為觀察中國未來的窗口,吸引了眾多人口學者、專家以及境內外媒體的關注。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譚克儉長期關注翼城人口的變化,2015年8月中旬,他與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科研人員再次赴臨汾市翼城縣進行調研,并登門訪談包括從上世紀70年代就從事村計生工作的南梁鎮西賀水村原村計生管理員車月蓮等民眾7人。
調查結果顯示,翼城人口過快增長、多孩生育的態勢得到了控制:從1985年以來,翼城縣136個村(占全縣212個村的69%)已經連續29年無多孩生育。
此外,民眾實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和婚育觀念有了明顯轉變,性別比例更協調。“"生男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后人"已成為廣大群眾的共識和自覺行動。”譚克儉介紹,全縣農村現有領證的獨生子女家庭8240戶,雙女家庭7156戶;男到女家更是屢見不鮮,習以為常。全縣現有男到女家6200余戶,全縣出現了劉王溝、人望等十多個“駙馬村”,許多“駙馬”還當上了“村官”。
多項研究證實,翼城縣已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轉變,人口比例更加協調;與之相比,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口形勢卻日趨嚴峻:人口結構扭曲,少子化嚴重,未富先老,性別比失衡。
專家曾呼吁擴大試點范圍
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引發外媒廣泛關注和報道,翼城再次成為外界焦點。
事實上,在翼城“二孩試點”的最初幾年,來自全國各地的政府曾組織人員到翼城縣考察,“二孩試點”很快從翼城縣擴大至大同市新榮區、遼寧省黑山縣、廣東省南海縣等13個單位。但絕大多數試點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陸續被所在的省區取消。
此間,人口專家們對于擴大“翼城模式”試點范圍的呼吁并未停止。他們認為,在人口和計劃生育轉型時期,翼城試點作為中國在全面實行計劃生育的特殊年代里的“人口特區”,對認識人口發展規律,甚至認識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實施規律,其意義和價值都是很大的,但效果卻始終未得到發揮。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雖在意料之中,但這一消息仍讓譚克儉興奮,“這意味著長達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結束。”他希望國家可以加快全面二孩落地的節奏。
二孩落地后,山西預計增長百萬人
譚克儉分析,根據山西省“單獨二胎”政策實施測算,山西省平均每年多出生2.5—3.9萬人,推高人口出生率0.69—1.08個千分點。但實際截止2015年6月1日,全省累計辦理為7917例,不到預期的三分之一,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
基于上述情況,譚克儉稱,二孩政策落地后,山西符合政策的的目標人群約200到300萬,“其中可能有六成人愿意生育,再考慮到其他一些因素,預計可能增長100到150萬人一般來說,五年以后釋放的高峰就會過去,之后就會進入新常態。”
針對二孩政策可能造成的生育高峰,譚克儉建議,相關部門應要加快修改、清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使人口和計劃生育盡快進入與時代合拍的新常態;其次,做好一系列與二孩生育相關的服務工作;第三,盡快完善適應再生育服務的公共服務財政投入、設施建設和人員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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