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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嬰花費20年心血譯出的《列夫·托爾斯泰全集》。俄羅斯文學插圖：《死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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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譯者與讀者一起，在這些舶來的俄羅斯文本中，思考個人價值與國家革命，人道主義與宗教救贖，社會分化與民族命運。

　　在五四之后，翻譯俄羅斯文藝作品，就成為泛左翼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工作，因第一代中國譯者所受教育，大多為清末留學日本，少數有歐美經歷，翻譯工作，多基于轉譯日文與英文。

　　今天，我們很難評估當日譯介影響發生之效力，但我們從魯迅的一則小說中，大致窺見這種影響之深遠。魯迅的《高老夫子》，調侃舊人物追慕時髦，乃以高爾基為兄，自稱“高爾礎”而言必稱“爾基兄”?！陡呃戏蜃印肥珍浻?926年出版的《彷徨》，彼時，經過新文化運動十年的教誨，一般的進步知識青年，對俄國知識界著名人物的追慕不已，以致連不明所以的冬烘先生都紛起仿效。

　　影響力的發生，還直接作用于中國近代的文藝創作，尤其是左翼文藝創作的方法產生了巨大的暗示與引導。茅盾的《子夜》埋藏著《戰爭與和平》的分層敘述方法，巴金的《憩園》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復線結構，不能不說，俄羅斯文學從翻譯到進入作家創作，這是深入骨髓的滲透。

　　我們也應當理解，自新文化運動之后大規模對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并非毫無選擇性，對于作品的選擇與理解，都有或明或暗的內在政治邏輯。也就是說，盡管新中國建國前后，存在著個人主動或組織引導的大規模俄羅斯文學譯介，但因為政治判斷的先決性，實際上也存在著遮蔽。后來，這種選擇被準備地歸納為“批判現實主義”，并成為創作指導方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重新看待上世紀八十年代再一次對俄羅斯傳統文學的大規模翻譯、整理出版，才能理解其內在的特殊價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翻譯，一方面是重譯經典，而另一方面，則是將之前不被重視的作品，再度引入讀者與評論界的視野。在政治改革為緯、經濟躍動為經的大變遷時代，對俄羅斯文學的再理解，又一次成了文學界與思想界進一步理解自身所處位置的路標。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世紀中前期的翻譯與評論中，并不很受重視，頗有微詞者，絕不止魯迅一人。但在上世紀八十年，僅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就有兩家出版社的爭相出版（人文社、上海譯文社）。

　　新世紀交替之際，這些翻譯工作，絕大部分已匯集各個俄羅斯作家的文集出版。俄羅斯十九世紀文藝復興黃金時代的一二流作家，在國內都有文集或全集出版，三四流作家的重要作品，全部都有譯介。

　　傳統成為負擔

　　世界停留在俄國文學的輝煌期

　　在很長一段閱讀經歷中，俄羅斯小說——尤其是十九世紀經典作家的作品，與我相伴。應當說，我的文學閱讀趣味，同樣是被上世紀八十年代型塑的。托爾斯泰的磅礴宏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暗深邃、契訶夫的清麗哀怨，等等，很顯然，這是那個時代譯介的俄羅斯文學留給我的感受。

　　很顯然，這個整全的俄羅斯傳統文學巔峰，難以用“批判現實主義”這樣的概念去套。批判性，確實是他們非常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最基本的色調。但在這里，仍然有一個理解的差異。我們民族，因歷史與社會的塑造，大部分讀者，不存在對宗教的信仰，更遑論對東正教的理解。在此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批判性，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也就是說，我們所理解的批判，是一個相對世俗化的由社會批判抵達政治批判的概念。

　　但在俄羅斯文學傳統中那些分量最重的作家與作品中，其批判的底色之上，卻蘊含了宗教救贖的終極關懷。我們還是再回到草嬰先生所翻譯的《復活》，來看看托爾斯泰的“救贖”觀。這本著作，向來被認為是批判現實主義的高峰之作?！稄突睢飞蟻砭秃汀妒ソ洝芬粯娱_了個頭：天翻地覆、萬物生成、萬物破壞。小說的結尾，托爾斯泰伯爵又讓革命黨人在閱讀《圣經》中獲得了靈魂的救贖。這個很不合情理的結局，意味著托爾斯泰想讓小說達成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彼時的俄羅斯革命者，要讓革命者學會“托爾斯泰主義”。亞斯那亞·波良那的“文學沙皇”和道德先知在他的小說世界里敘述了罪惡，敘述了流血，敘述了暴力，敘述了抗爭與憤怒，不過，他卻始終一本正經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惡”，用創造天國的救贖熱忱去抹平現世的創口。

　　毫無疑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們絮絮叨叨的宗教論述大量夾雜在小說文本中，嚴重破壞了小說的純粹，但這在他們看來，根本不重要，大道無形，大象無跡：他們只關心人的困惑與救贖。

　　我們也應當認識到，俄羅斯經典文學也具有復雜性，相對于果戈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沉的宗教救贖，岡察洛夫、契訶夫、高爾基、肖洛霍夫等人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就比較淡化，但這不妨礙他們的作品本身所達到的高度。

　　巴赫金在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之時，使用了“復調”這樣一個術語，我們擴大點看，俄羅斯文學最重要的特征，不正是創造人之時，賦予了他們深沉的復雜性，使得其內在構造，形成了復雜的多聲部對話？這種基于歷史、社會、政治與宗教之上的“多聲部”對話，不僅是小說中人的困惑，更應是作者本人的困惑。

　　他們的困惑，不正是我們的困惑嗎？不正是處在轉折時期，所有民族的困惑嗎？

　　再偉大的傳統，也有枯竭之時。俄羅斯文學在輝煌一個世紀之后，后繼無力，這是現實。

　　新世紀之初，國內新一代的俄羅斯譯者，重新發現了俄羅斯的“白銀時代”，但很快，這種發現，就停歇了。

　　其實停歇的不是國內的翻譯工作，而是“白銀時代”自身。在革命洪流中，白銀時代的作家們與哲學家，紛紛陷入了歷史與現實的困惑。白銀時代的偉大靈魂別爾嘉耶夫、羅贊諾夫等等，紛紛重新回到偉大的傳統中去，尋求解答自身的疑問。在政治動蕩因素之外，正是這種反向的自我探尋，使得白銀時代試圖創造新傳統的努力，瓦解了。上世紀之交，彼得堡的天才們，在短暫輝煌十余年之后，就向他們文學史上的那些偉人屈服了。

　　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白銀時代及之后新方法創作的作品，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安德烈·別雷，還是布爾加科夫，盡管他們的某些作品光芒四溢。但遺憾的是，他們應有的光彩，因被置入俄羅斯文學巨大的歷史包袱之中，往往被遮蔽了。

　　傳統成為沉重的負擔，新的藝術形態，時刻受到偉大作家們的挑戰與貶低。這是一個國家文學傳統的幸與不幸。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諾獎評委的簡短獲獎理由是：她的復調作品是對我們時代的磨難與勇氣的紀念。看起來，很像是巴赫金給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頒獎詞。諾獎，一如對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的肯定，還是將榮耀授予了俄羅斯的偉大傳統。

　　斯維特拉娜獲諾獎之后，有報道謹慎地評價，俄語文學正在走出低谷。我樂觀其成。

　　悲哀之處正在于，不僅在俄羅斯作家面前，橫亙著不可逾越的傳統巔峰，擺在中國讀者、乃至世界讀者面前的，也仍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

　　世界，停留在了那個俄羅斯傳統文學猛烈沖擊我們的“年輕”時代。無論故人逝去，無論新人獲獎。

　　張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