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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拖慢社會向前的腳步
來源:經濟參考報 發布時間:2015-10-30 02:07:03

  今年10月12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經濟學學會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頓榮獲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在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英文版問世于2013年,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迪頓在貧窮、健康、公共福利政策等問題上持有的觀點。

  《逃離不平等》聚焦世界貧富分化與不平等問題,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人類不斷向前同時制造一個個新的不平等的故事。全書論證嚴密,充滿洞見與道德勇氣,與近來萬眾矚目的《21世紀資本論》一樣,同為該領域不可多得的杰作,重新讀來,作者思想的深度與睿智躍然紙上,閃爍出不同凡響的光芒。

  今天人類的生活水平,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好。但同時,世界上仍有成千上萬的人經受著窮困或子女早逝的折磨——這個世界變得異常不平等。不平等經常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后果,也反過來影響了社會發展。這種影響有時是正面的,不過若既得利益群體為阻止后進者的追趕,抽掉他們向上行進的梯子,那么影響就是負面的。一段時期以來,人類生活實現了何種改進?這種改進的實現過程是怎樣的,原因是什么?社會發展與不平等之間又是如何互相影響?這些,便是安格斯·迪頓在這本大書中關注、想要厘清和告訴人們的內容。

  書從《大逃亡》這部電影說起。前言中,迪頓介紹了他的家庭背景。他成長于英國南約克郡的一個煤業村莊,上幾代人都是煤礦工人,父親二戰期間曾入伍,后成為工程師,迪頓本人就這樣從英格蘭小村莊到城市,并一步步成長為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曾擔任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可謂達到了英語世界草根子弟所能獲得的最高職業地位。迪頓用自己的家庭(家族)為例說明,20世紀以來,在英國乃至世界很多國家,國民健康水平、財富、生活標準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億萬人口逃離了過去很難避免的(過早)死亡和(高度)貧困。

  《逃離不平等》通過翔實的數據分析和歷史敘述,分析發生以上轉變的原因、動力,剖解當今全球仍舊突出的貧困、不平等問題,從歷史經驗出發,探討解決現存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迪頓在全書第一章就提出頗具樂觀的觀點。在他看來,近代特別是20世紀以來,全球各地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升,預期壽命和收入曲線隨著時代前進而上移,但這也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貧困問題呈現出不同的存在,既有相對意義上的貧困(工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貧困),也有被認為很難擺脫的絕對意義上的貧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貧困)。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100多年前,包括美國等工業國家在內,全球各地人口預期壽命都不高(美國人1900年預期壽命是47.3歲),這很大程度上因為當時的人們尚沒有攻克流感、肺結核、痢疾等疾病,造成新生嬰兒及低齡兒童的存活率大大低于當代。時代進步帶來壽命增長具體表現在,公共醫療覆蓋了更多人口,醫學科學取得巨大進展,政府防疫應急體制構建完善,人們也更為重視營養——盡管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內,無論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和地區,吸煙人口都呈現出增長態勢,部分對沖了醫療發展延續壽命的成效。

  迪頓在書中談到了工業國家之外的發展中國家。20世紀后期,在提高人口預期壽命、減少兒童和青壯年人口死亡率、改善國民營養和身體素質等方面所取得的不同成效的國家和地區中,迪頓專門提到,中國借助強有力的政府行動能力,讓本國人民更早地擺脫了長期危及貧窮國家人口生命的主要致命疾病。在全書的最后部分,迪頓對應地指出,由于政府行動能力不足,加上腐敗,非洲不少國家盡管獲得了歐美國家、國際組織的慷慨援助,卻依然未能有效緩解貧困、疾病和饑餓問題。

  全球化促進了疾病傳播,也推動全球各地建立起醫療研究、應急處置的協作機制。當然,另一個層面上,全球化還帶動了生活方式的趨同化,例如吸煙等有害身體健康的習慣因此擴散到全球。富裕國家較早地啟動了限制煙草業發展的公共政策,而窮國在這方面的應對大為滯后。窮國居民更可能成為吸煙、快餐為代表的有害生活習慣的受害者,在全球范圍內呈現為不平等的突出表象。很顯然,要在這方面解決不平等問題,需要通過富國和國際組織力量,加快推進健康政策的輸出,并提供相應的資金、技術支持。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中曾指出,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將大于經濟增長率,這會使我們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公平,堪稱“不平等鐵律”。這一鐵律在20世紀60年代后表現尤為明顯。有意思的是,迪頓在書中也援引了皮凱蒂的研究成果,對美國等國家近幾十年來推行的不公平稅收、財政政策加劇貧富差距,給予了嚴厲批評。

  迪頓注意到,不公平稅收、財政政策長期推行,不僅導致財富分配上的富者愈富,而且還讓富人階層壟斷了美國頂級名校最優質的教育機會,加上美國公共醫療、公共教育水平的降低,已經導致窮人基本上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可能——這種失衡局面如果發展下去,“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物質繁榮與經濟增長”很可能就此失去,引發“社會的各個群體為日漸減少的總體財富展開更為兇殘的爭奪”,最終終結社會進步的進程。

  作者:鄭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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