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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網消息 2016年1月31日，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主辦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在鄭州隆重召開，本次年會的主題為“著力供給側改革 引領十三五新發展”。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直播。

以下為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致辭實錄：

賈康：非常感謝洪理事長。尊敬的在座各位領導，各位新供給50人論壇成員，各位嘉賓和媒體朋友，大家好！在即將冬去春來之際，我們于鄭州新區召開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大家共同研討“著力供給側改革 引領十三五新發展”，要特別感謝民生銀行(600016,股吧)鄭州分行、中原金融大講堂和河南有關部門作為東道主給我們的寶貴支持。

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中央最高決策層明確給出了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指導方針，我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作為幾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致力于在新供給研究方向上實行“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創新的研究群體，深受鼓舞，更感到是對我們進一步深入研討的鞭策。

我們的研究工作已經并將繼續服務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為支持科學決策和現代化戰略實施的偉大事業。我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需求和供給是經濟中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調控在于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是總量需求管理，以抽緊或放松銀根對總需求刺激或抑制實施反需求操作；被人們長期忽視的是供給管理，它的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的結構性特征非常明顯，理性掌控的難度也比需求環境大得多。

如果做個簡要分析，首先可以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人的需求是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需求特征卻是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劃分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滿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狀態，走過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為標志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創新都是發生在供給側。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供給側以美國蘋果產品為代表的產出創新可以在中國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出于對國內供給品魚龍混雜，質量無法保證的預期，中國游客到日本大量購買所謂的馬桶蓋。過去需求側總量成為動力來源的消費、投資、進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要衍生出結構化動力問題，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充分展開，才可以有效形成對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在真實世界并非以完全競爭、自動解決全部結構優化問題的情況下，政府便不得不處理引導結構優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制度供給這樣的復雜問題。

其次，我們認為，從經濟調控實踐經驗說，政府如何合理實施供給側管理的問題是無法回避的。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美國當局以區別對待、把握重點的措施，先后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國家的決定性轉折點，中國今年也一再努力定向寬松政策，財政政策更是對優化結構不遺余力。

第三，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重點金融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計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所以，我們認為，中央正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在中國完成經濟社會現代化轉軌升級的問題導向下，形成了關于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明確要求。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的選擇性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供給管理的有益經驗，又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供給側改革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治理和追趕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對于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我們認為是問題導向下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來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十八大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需要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新常態“新”已明朗，“常”未實現，面對前車之鑒的潛在威脅，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從供給側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和制度這五項。各國經驗都表明，前三項在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過程中，比較容易表現出它的支撐力和對發展的貢獻，但其后卻要轉向衰竭。中國就是這樣：勞動力優勢支持我們一路走來成為“世界工廠”；土地和資源開發中經歷“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表現出生機勃勃的超常規發展；引進外資進來，技術和管理經驗引出本土管理積累過程，發展到民間資本十分雄厚的今天。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這幾年，新的問題卻是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整地拆遷、補償成本抬高。為引領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依靠后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改革帶來的最大紅利，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對沖下行因素、打造發展“升級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來源。問題再向下，亟需在改革中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包括：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產品多樣化而服務實體經濟升級換代，設計實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以科學研究的規律釋放科研創新的潛力，配套的實質性推進改革，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主要依靠優勝劣汰、市場機制淘汰落后產能等等。

雖然新階段供給側發力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敢涉險灘、啃硬骨頭。做好供給側結構改革，中國人不僅可以有技術層面的后發優勢，不僅可以消解某些后發劣勢，還有望形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支持下供給側偉大實踐的先發優勢，去如愿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

我們相信此次年會和今后研討，正是我們論壇作為有情懷、有追求的智庫應盡的社會責任。熱誠地歡迎社會各界對我們研究批評指正和開展多種幫襯的合作。最后祝年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