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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 41歲，是2013年“蕭山冤案”的五位主角之一。經歷了17年牢獄生涯后無罪釋放，王建平用所得的196萬元國家賠償金投資創業，成為掛牌企業股東。圖為11月19日，王建平和同事在公司上市晚宴前等待賓客。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

“當……”20日上午，隨著一聲鐘鳴，廣東順德莫爾廚業有限公司在上海Q板市場掛牌交易。

41歲的王建平站在公司股東行列里，穿著整齊的黑色西服，面露微笑。

11月20日，王建平在會場等待敲鐘儀式。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

他，是2013年“蕭山冤案”的五位主角之一。

從監獄里曾經穿著號服的“死刑犯”，到如今一身正裝站在上市公司股東行列里，王建平“逆襲”式的人生經歷，比許多電影情節還抓人眼球。

當初拿到196萬國家賠償后，有人勸他，這些錢你什么都不做，這輩子也夠用了。但從“里面”出來的他，覺得自由才是最寶貴的，所以心里想著要去廣闊天地闖一闖。“不怕輸，再苦也比那17年過得好。”王建平說，他要把那失去的17年追回來，即便有一天失敗了，那也算真正拼搏過，不會后悔這一生。

做股東

看自己有用還是沒用

2013年時，王建平他們5個人常相聚談生活，談近200萬的賠償款該怎么用。

王建平選擇了用來投資創業，做過木箱廠，也開過代駕公司。相比之下，另外4個“蕭山青年”則更穩妥謹慎。陳建陽、朱又平今年先后在蕭山投資了一家網吧，賠償金投資一半，存起來一半。田孝平、田偉東則賦閑在家，靠買理財產品和出租房產也有穩定收入。

談起王建平，朱又平說如果他這一步走對了，就是我們當中最好的。田孝平則說自己絕不會像他這樣投資。而唯一留在老家生活的田偉東，則把王建平比喻成“都市里的貴族”，自己則是“深山里的和尚”。

新京報：今年公司掛牌，作為股東你激動嗎？

王建平：這是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心情很復雜。我知道這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還有很多困難。

新京報：有當老板的感覺嗎？

王建平：沒有。現在我在公司做監察，主要是協助、調節股東們的關系，巡查工廠、公司的工作，未來旗艦店開起來，會承擔一部分店面的管理工作。

新京報：可公司職員們叫你“王總”。

王建平：我覺得愧不敢當。在“里面”的十七年是空白，剛出來時在取款機前站著都發暈，更別說手機、電腦了，在很多地方我不如他們。

新京報：你是怎么投資這家公司的？

王建平：我與公司的發起人認識二十多年，他想創業找我合作。開始我沒同意，怕做不了什么，會影響公司生意。他說沒事，不懂你可以學，沒有人天生會的。我考慮一段時間，覺得他說得沒錯，只有去做了才能學到東西。

新京報：你投了多少錢？全來自國家賠償嗎？

王建平：第一次啟動資金投了50萬，第二次把房子抵押投入150萬。全部來自賠償金，在里面那么多年，自己沒什么錢。

新京報：你把全部財產都投進去，有沒有考慮過風險？

王建平：剛拿到補償時，有人跟我說，這些錢你什么都不做，這輩子也夠用了。朱又平他們也勸我，一定要穩一點，不要做那么大。但我心里總是想爭口氣，看看自己到底有用還是沒用。想想服刑時，跪在地上摘棉花，每天吃3個酸饃饃，即使錢收不回來，日子也比以前好吧。

談創業

出來闖就得適應規則

5人之中，陳建陽與王建平最先創業。王建平與人合作一個木箱作坊，陳建陽辦了一個機械加工廠。好景不長，兩人生意相繼結束，去年陳建陽剛低價處理了剩下的設備，損失十多萬元。

“我們的學費太昂貴了。”由于脫離社會多年，5人面對社會都有種無力感。他們對社會的認知還是20年前，當陳建陽向別人咨詢機械廠時，對方說那已經是夕陽產業了。3年來，田偉東也一直想找機會做生意，可是隔行如隔山，你說我們懂啥？

但王建平在挫折之后，開始明白，社會從來都是這個樣子，“既然你想出來闖，就應該適應這里的規則。”

新京報：之前有過創業經歷嗎？

王建平：很早就開始單干，做過包裝箱加工、注冊過代駕公司，投資了酒吧，還在廣州包了100多畝地搞種植。

新京報：你第一次創業做的是什么？

王建平：2013年底，我做了一個木箱加工廠。當初我想得很簡單，就是低價收進，高價賣出，扣除運費、加工成本，中間差價肯定有利潤。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以為看透了，其實看到的只是皮毛。

新京報：當時你沒看透的是什么？

王建平：當時做得很辛苦。低價貨源難找，客戶也難維護。談好長期合作的客戶，拖欠幾回貨款就去找別家供貨了。后來發現，他們總是這樣，到處拖欠，自己省下現金流去周轉了。這些事以前根本不知道。

新京報：當你遇到挫折時怎么排解？

王建平：開始很氣憤，好像很平靜地回到家，突然忍不住就大罵一頓。攥緊拳頭使勁捶墻，摔手機，摔完了又心疼。漸漸我明白了，社會從來都是這個樣子。既然你想出來闖，就應該適應這里的規則。再遇到問題就平和多了，能解決的盡力去解決，解決不了的先放在一邊。

新京報：經歷過這么多失敗，有沒有懷疑過自己？

王建平：我一直懷疑自己，覺得自己能力不夠。有一些想法，但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操作中沒有那么順。但我覺得我已經錯過了17年，我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我沒時間去等，想到了就去做。有一天我真的失敗了，我也真正拼搏過了，那時也不后悔。

11月19日，公司晚宴上，在門口等待賓客的王建平。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

聊家庭

渴望有個相愛的女人

對性格倔強的王建平來說，這17年能夠活著，家庭是他最重要的支撐。出來以后，看到可愛的小侄女，自己也渴望擁有一個家。目前，除了王建平，“蕭山青年”其余4人都已經結婚，3人已經有了孩子。朱又平的孩子快滿一周歲，家庭的美滿幫助他撫平了過去的傷痛。

2014年，王建平也戀愛結婚了。他對妻子只有一個要求，孝敬父母，他覺得虧欠父母的太多，這輩子也還不上。但妻子與老人不和，最后兩人離婚。現在，王建平不敢想，今年41歲，等孩子長大到20歲時，他已經60多歲，就算能看到孩子結婚，也很難看到第三代了。

新京報：出獄3年來，有沒有特別難過的時候？

王建平：剛出來時，看到父母的白發和皺紋，我內心深處接受不了，情不自禁地流淚爆發了。我是長子，覺得很虧欠他們，一輩子也還不清。我自己再怎么苦沒事，不想看到他們受苦。

新京報：你拿國家補償投資創業，父母知道嗎？

王建平：他們知道。對他們來說，這輩子也掙不了那么多錢。他們很擔心，但是也支持。說以前你被關著，想做也做不了，你想干就去干，我們也不拖你后腿。但是有一條，不能走歪路。虧了就虧了，回家飯還是有的吃，家還在。

新京報：現在接觸社會多了，還會有不適應嗎？

王建平：現在身邊的人越來越少，留下的越來越重要。我的手機通訊錄里沒有幾個人，都刪了。最大的感觸是，社會上人與人相處太難了，尤其是遇到錢的問題，有的人立場不堅定。

新京報：遇到錢的問題？

王建平：國家賠償剛下來的時候，突然多了很多朋友。噓寒問暖，感覺真的關心我。很快他們就說，家里有什么事，能不能借幾萬塊錢，周轉過來就還。那時候我很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幫助朋友。錢借出去之后，他們就不再給我打電話，我打過去問，他們說現在沒有。慢慢再也不聯系了。

新京報：你自己怎么看待那段過去？

王建平：其實我們5個人很多時候不想讓別人知道那段過去。5個人里面4個人都離開了老家。有些人知道了會排斥你，戴有色眼鏡來看你，有的人就把你當成一個故事，看過、說過、笑過，就僅此而已。我經常想，如果這十七年我沒有進去，那么我會干什么，我會變成什么樣子？想想也挺有意思。

11月20日，在會場等待敲鐘儀式的王建平。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

新京報：你現在最渴望的是什么？

王建平：渴望有個相愛的女人，再生一個娃娃。事業上我的目標不是賺多少錢，更多是想證明自己。家永遠是人的港灣，娃娃是開心果。我父母也一直想能抱上孫子或者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