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周末和節假日，去周邊城市的小眾景點玩一玩，高鐵大巴不一定真方便，但有“順風車”就可以一站直達。當下，搭車出行的“順風車”成為年輕人喜愛的主流出行方式之一。
今年五一假期，杭州人在順風車出行平臺“哈啰”上發布的搭車需求超過25萬單。
高需求伴隨著新問題，訂單臨時被取消咋辦？出行費用如何分擔？大件行李、寵物如何攜帶？每一段美好的“順風”旅途開始，總伴隨著一些常見又具體的問題。
自2014年1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出臺《關于北京市小客車合乘出行的意見出臺》，“順風車”業務正式誕生已近十年了。
十年里，大浪淘沙，經歷過行業洗牌的“順風車”平臺已經順利走入了賽道“下半場”。后“順風車”時代，用戶們真正關心什么？平臺該聚焦什么？司、乘仿佛“手心手背”，平臺如何自處？相關部門如何引導才能讓“順風車”行穩致遠？上周，一場順風車出行用戶懇談會在杭舉辦，來自各地的順風車乘客、車主、專家學者、企業，各抒己見。
行程開始前
許琳熟練地打開幾個打車軟件，在行程備注里，她會勾選上“有老人”這個選項。
媽媽要從千島湖老家來杭州幫她照顧兩歲的女兒，沒有時間特意從杭州回去接。
要是讓媽媽獨自出行，盡管千島湖屬于大杭州范疇，但是乘坐公共交通，公交、高鐵、地鐵，一趟下來，這么熱的天許琳怕她吃不消。自從女兒出生以來，她經常使用順風車。
一般來說，許琳都能順利約到車，但是她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軟件上主動表達過愿意承擔高速過路費的意愿。
去千島湖旅游的人太多了。多到預約好的順風車，基本上都會“滿載”，不管是來杭州，還是回老家，許琳的媽媽都會和一到兩個陌生人，一路同行。
一趟順風車的旅途，不同的平臺費用略有差異，不過都遠超高鐵、公交、地鐵等公共交通的組合。
“我給媽媽約順風車是為了方便，既然已經支付了比較高的費用，我不想再出額外的費用了。”許琳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有原因的。不熟悉千島湖的人可能不清楚，從一個鎮到另一個鎮沿湖距離都不近。幾個人接送下來，許琳媽媽享受到的只是“點對點”的便捷，時間似乎并不能省下太多。
這是許琳在一場順風車出行用戶懇談會上，提出來的。
關于順風車出行中，高速費用該由誰來承擔這個議題，第一次被聚焦。
順風車依賴者
和許琳為媽媽約車不同，對鮑緣杰來說，順風車是自己使用為主。他是一名專職的攝影師，平時會接一些杭州周邊城市的拍攝，攜帶設備跨城出行乘坐公共交通不方便，不趕時間的前提下，可以避免旅途勞頓、經濟實惠的順風車無疑成了最優選。
鮑緣杰還養了一只貓，有時候，遇到需要出差幾天的情況，他會提前把貓寄養到朋友家去。寵物比設備難帶得多。要是打出租車，很有可能被拒載，順風車則相對“友好”很多。好些本就喜歡寵物的順風車車主，接到鮑緣杰的單子后，雙方會聊得比較愉快。
“我遇見過大多數順風車主人都比較好，即便有些小問題，都能夠溝通解決。”在各個平臺使用順風車的這幾年里，鮑緣杰還沒有遇見過需要平臺介入的情況。
阿海則沒那么幸運了。有一次，他預約了從溧陽家里到南京祿口機場的順風車，臨出發之前對方要求他額外分攤高速費用。“當時我沒有辦法，否則趕不上航班了，這是我當時唯一去機場的方式。”阿海說要是提前和他商量，是可以接受出一部分高速費用的。讓阿海體驗不好的是對方“臨時”提出新需求。
阿海當時向平臺反映之后，收到一張價值20元的優惠券。對車主于蔡蔡來說，偶爾也會遇見乘客臨時爽約，取消訂單的情況。
“會有點失望，畢竟我已經特意為對方留好了時間。”蔡蔡是一位醫務工作者，她的行程在瑞安一家醫院和溫州龍灣國際機場之間。兩年前蔡蔡買下一輛電車，朋友建議她可以接一些順風車單。
剛擁有車的時候蔡蔡新鮮勁很大，開車的熱情比較高。幾個單子接下來之后，蔡蔡愈發感受到了順風車的好處，“我買的是電車，車費分攤一下還是很可觀的。”兩年來，蔡蔡陸陸續續接過上百個順風車單，光是今年上半年，保險單費用上已經被覆蓋掉了。
關于高速費，蔡蔡有自己的做法。她會提前問一下對方是否需要走高速。有些人趕著去機場會明確表示需要，蔡蔡會多問一句愿不愿意和她分攤高速費，“一共13塊錢，對方愿意分擔6塊也好的。”也有人說自己不趕時間，到達目的地就好。蔡蔡會按照自己既定的出行線路走。
平臺如何自處
雖然相對小眾，但需求和單量多了以后，一些體驗問題是可以也是需要被解決的。在乘客阿海看來，不能用網約車的標準來要求順風車，兩者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順風車的本質不是盈利，只是互幫互助而已，并不是說為了接我這單專門跑一趟，畢竟只是順路接我，對方能減點油費才促成的合作。”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顧大松則從法律的角度對順風車進行了解讀：這是一種民事互助行為，也是一種協同消費的形式。顧大松認為在民事互助行為當中，順風車平臺的作用是“協同”，比如關于高速費的問題，作為出行成本，順風車平臺企業需要做的是核算這筆費用，然后“制定規則”，事先告知司乘雙方，最終完成需求匹配。
而對于平臺來說，乘客和司機都是用戶，一旦產生糾紛，不應該有明顯的偏向性。之所以會有“司機吃虧”的感知，是因為平臺目前沒有太多辦法對違約的乘客作出約束。
為了避免糾紛，北方工業大學汽車產業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紀雪洪支持把高速費事先“線上化”。
“事先約定的好處是防范于未然，可以保護司機和乘客的利益，比如避免乘客和司機的沖突。”在紀雪洪看來，把大家關注的問題在行程開始之前商榷好，除了增強雙方的體驗感之外，對于安全有著重要的意義，“沖突發生在車上的話，不可控因素太多，也許會導致危險駕駛行為產生。”
城際交通的萎縮促使順風車業務大量增長。對于平臺來說，順風車并不需要額外投放運力，就可以完成資源整合，用占用道路最小的方式使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達到最大化。
因此，順風車平臺僅是對車主與乘客需求進行雙向匹配。實際上車主和乘客之間屬于平等互助關系，而不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所以平臺很難用流程化的“標準”對司機或者乘客作出要求。
參與懇談會的，有哈啰順風車業務相關人員。作為強勢切入順風車細分領域的后起之秀，2019年1月24日，第一位用戶在哈啰平臺注冊。2022年在哈啰平臺內完成的順路合乘訂單達到1.5億次。到目前，哈啰順風車在浙江累計服務了750萬用戶，其中610萬乘客用戶和140萬車主用戶。
讓順風車更順
順風車出行有著現實的需求，如何增強用戶粘性，提升用戶體驗，是順風車平臺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哈啰也不例外，認真聽取了各方建議。
哈啰接下來要做的，是對順風車產品的各功能以及規則做更好的設計和優化。
數據顯示，乘客每天發布的哈啰順風車訂單中，大約一半會產生高速費，有跨省長距離出行，也有部分市內訂單，金額上雖有差異，但依舊是車主的成本組成部分。
高速費該由哪一方來承擔，以什么樣的形式來承擔？哈啰給出了初步解決方案：將雙方關于費用支付的主觀意愿在平臺上做平等、透明的表達。
乘客端在發布訂單的時候，可以主動表達關于高速費的支付意愿以及愿意承擔的比例。基于乘客的表達意愿平臺會向車主端傳遞訂單信息，當訂單撮成的時候，允許車主向乘客發起線上收款。
也就是把協商的流程，由原先司乘雙方通過平臺接單之后線下溝通的過程進行線上化，由平臺來做一個整體流程的規范。使得雙方關于費用的協商更高效。
這樣的好處，除了可以提升順風車產品在平臺上交易的流暢程度，也是順風車業務總監陳浩一直在強調的一個點，保護自己權益，“無論在使用順風車還是網約車產品時，盡可以通過平臺在線上完成交易，避免私下協商行為。”
在紀雪洪看來，哈啰在杭州發起這場關于高速費的探討，有著深層次的意義。“之前還沒有企業對高速費專門做過研討，這應該算得上行業的創新，對行業發展來講也是一次革新或者進步。”
更重要的紀雪洪覺得是對于政策制定方面的意義，“在政策上，各地對于順風車定價是不一樣的。”定價的核心是成本分攤，也就是乘客和司機需要共同承擔相關的成本，“這樣的探索可以為后續政策制提供數據方面的依據。”
另外，紀雪洪還提到，順風車企業作為第三方平臺，有必要利用互聯網平臺優勢通過先進的技術實現運力需求匹配。
讓行業走得更遠
哈啰負責人在懇談會上提及，或許大家提出的一個觀點或者建議，會推動順風車行業的一次進步。
有一位乘客提到，自己帶著小貓出行的時候，貓身體不舒服，吐在了司機車上，很內疚。陳浩說，哈啰有在考慮做一些小事，比如為寵物友好型車主送去一塊毯子，可以減少寵物和車的接觸，即便遇到寵物突發情況，也可以降低對車的影響。
談及哈啰順風車在杭州的用戶口碑和規模，陳浩和他的團隊很有信心，“相比去年，不管是杭州還是泛長三角，出行的需求量、訂單量和乘客量都比往年翻了番，增長非常快。”
他之所以會這么認為，部分原因是出于對杭州這座城市互聯網屬性的信心——接受新事物會比較快，“杭州順風車用戶平均年齡是25.4歲，比平均年齡小3歲左右。”
“我們還發現杭州很多高校學生喜歡新鮮事物，相對來講他們收入低，順風車因為便宜，使用的人也會比較多。”陳浩說。
還有就是用戶的主動貼近。“哈啰的政策蠻好的，我已經推薦了好幾個朋友注冊成為車主。”車主蔡蔡愿意留在哈啰的原因，是“拿到手的錢”比較多。
為了吸引和留住更多的用戶，哈啰希望通過細節提升雙方對產品的滿意度，“如果有可能，未來我們希望給更多的用戶打上標簽，比如把女性司機和乘客匹配到一起。”陳浩說。
順風車業態的發展離不開密集的城市網和車輛保有量，也離不開活躍的社會經濟和出行需求。長三角地區亦具有出行需求大、私家車保有量高、道路通行條件好、城市之間人員流動大、后疫情時代猛增的出行需求等特質。順風車業務在長三角有著巨大的想象空間和繼續增長的勢頭。
哈啰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完善更多的順風車產品使用場景，探索出一條能夠滿足多樣化出行需求的可持續路徑，也期待把杭州的經驗復制到更多的城市中，在出行服務賽道上走得更遠。
（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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