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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逐漸步入年尾，又到了總結本年經濟發展，前瞻明年經濟走勢的時間節點。

11月19日，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論壇發布年度報告《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16-2017)—穩增長與防風險雙底線的中國宏觀經濟》。報告表示，2016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7%，而2017年將會是中國經濟持續筑底的一年，預測GDP增長將會是6.5%，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2.1%。

報告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受世界經濟復蘇疲弱、我國增長周期調整、產能過剩依然嚴重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仍面臨下行壓力;但隨著我國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改革攻堅力度，經濟增長呈現底部企穩跡象;前三季度GDP增速保持6.7%，工業生產緩中趨穩，企業利潤增長由負轉正并持續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工業領域通縮進一步收窄，9月當月PPI(生產者物價指數)更是由負轉正。

同時，報告也認為，我國宏觀調控基調在上半年已由穩增長向防風險轉變。報告強調，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帶來的下行壓力和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凸顯，表明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并未解決，反而有所深化。在宏觀調控上，報告認為一方面要明確“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的邏輯順序，政策基調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政策協調并進;穩增長是緩釋風險的前提，是保就業、惠民生的底線。而另一方面，防控風險尤其是債務風險是關鍵。

就2016年經濟走勢的總結與2017年經濟前景的預測，時代周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劉元春表示，可以肯定，明年的經濟政策上會延續目前的定位，即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在擴大有效需求的基礎上，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明年，穩增長仍是很核心，但方式應有所改變;同時，嚴峻的債務問題也決定了調結構、促改革的工作刻不容緩。”劉元春說。

債務問題迫在眉睫

時代周報：央行《2016年第3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罕見地7次提及“泡沫”一詞，最近你們發布的宏觀經濟報告中，也提出中國目前總體債務已處于一個“臨界點”。多家機構都對防風險更為強調，這意味著什么?

劉元春：首先很重要的就是提醒我們關注債務的可持續性，如果我們對債務的增長速度和總量不進一步關注的話，債務的可持續性會影響我們明年整個穩增長的態勢，會影響新舊動力轉換的速度，也會影響整個國民資產質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警示，特別是還本付息已占到全社會融資總量的60%，說明目前債務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時代周報：人民大學報告中所提及的“債務-投資”模式，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政府就一直在用，為什么“新常態”以來的這幾年，我們一方面仍處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而另一方面仍在繼續這種“刺激政策”?

劉元春：中國這樣的經濟體制在大轉型的過程當中，新舊動能的延續，會帶來一些市場失靈的問題，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彌補外需下滑過大帶來的狀況，這個還是有必要的。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平穩性，不至于因為過度的增速下滑帶來就業問題顯化，或者債務問題過度顯化，出現硬著陸。不能因為增速下滑帶來恐慌，帶來社會問題，也不能因為政策不到位，導致一些短期問題轉換成中長期的問題，導致一些周期性問題，轉化成趨勢性的問題。在全球大衰敗的背景下，各國都要采取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和刺激政策。中國基本上是在適度擴大需求的基礎上，加大供給側的調控，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明年房地產市場的穩增長任務會輕一些

時代周報：除了債務，明年的樓市調控將會是何種情形?報告中提出房地產調控政策要突出結構性和差異性，具體如何操作?

劉元春：現在的房地產調控過度行政化，導致從2008年到現在房地產的幾輪調控都是大上大下的趨勢。房產新政出臺之后房地產會迎來一個小周期的調整，明年還會有這種壓力，這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

第二個需要高度關注就是整個房地產所存蓄的資金很多，如果房地產過度蕭條，那么它所帶來的資金外溢的沖擊會導致其他領域出現一些泡沫問題。所以如何使房地產有一個平穩的變化，一方面一線城市的房價能夠得到控制，另一方面三線的去庫存還能夠繼續進行，這個操作對于政策調控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結構性體現在中國的不同區域，房地產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一線城市是價格過高、庫存過低、土地供應過低，“兩低一高”的問題。三四線房地產面臨的就是庫存過高，銷售量過低，價格上不來的問題。

其次，居住用的商品房，住宅用地與商鋪的差異很大。住宅銷售在一二線城市還不錯，去庫存也還可以，但是商業地產的庫存還在增加。所以說，對于不同城市，要因城施政，對于不同類型的房地產，也要區別對待。

時代周報：假如明年防風險的任務變得更為重要，是不是意味著房地產市場承擔的穩增長的任務會變得輕一些，價格上漲不會像今年這樣快?

劉元春：對。就目前來講，已經有二十多個城市進行了相應的新一輪政策調控，我們相信這會起到一定的效果，另外三四線城市又進一步實施去庫存政策，因此明年一二線城市的房價肯定會有一個增長速度明顯趨緩的過程，但是三四線城市會略有上揚。總體而言，房地產會有一個小周期的調整，整個的價格會有結構性變化，略有回落。

穩增長仍是核心，但方式要轉變

時代周報：在債務問題、樓市調控等方面怎么處理穩增長、防風險以及調結構之間的關系，能夠一方面很好地防風險，一方面又完成增長指標?

劉元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話題。明年政策上肯定會延續目前的定位，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在擴大有效需求的基礎上，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政策定位肯定是毫無疑問的。

明年來講消費還是不錯的，投資略有回落，出口略有改善。在這種狀況下，穩增長的壓力還是會有的，要保持6.5的增長速度，需要我們在投資政策上有所加碼。但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風險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一味地延續今年穩增長的密度，我們債務的可持續性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比如說資金支撐不上。

因此，穩增長雖仍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但其方式要改變。

首先需要改變的，是在投資上面，要著力于民間投資的增長，這是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其次，房地產投資增速不能出現明顯下滑，其實明年可以在土地政策上面做更多的文章。比如說一二線加大土地供應程度，通過土地價格的下調，來調整一二線房地產的上漲速度。

還有很重要的一步，是明年在民生工程上要加大力度，特別是對民眾收入的扶持力度要加大，從而保證明年消費的收入基礎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另外我們在促進消費上還要有一些新的舉措。

總體來說，穩增長依然是很核心的，但是穩增長的方式在明年略有改變，這是第一點。第二是要認識到控風險是穩增長的前提，不能出現系統性風險。

時代周報：你剛才提到，民間投資很重要。目前來看，民間投資處在比較低的水平，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

劉元春：目前來講國家已經出臺了很多的政策。民間投資的第一個核心在于穩定大家的預期，逆轉前期民營企業家過低的信心。要達到這一個核心點，在于對民營資本產權的保護，對于民營企業家權利的保護。

第二，要對民間資本真正開放它的市場，讓它有新的投資空間，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要進行有效改革，而不能夠過度地擠占市場空間。

第三，民營資本的負擔要解除，融資難、融資貴、成本高、稅負重的層面要有所緩解。因此我們主張第一要強化對民間投資貸款的優惠程度，因為現在大量的信貸70%給了國有企業，民營貸款的量太少。另外，一些減稅政策要出臺。另外就是要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PPP規范等，為民營資本進入到一些比較核心的領域提供中間橋梁。應該說國家現在出臺了很多舉措，但最為核心的還是要提振信心，讓民營資本看到未來。

穩增長與控風險要有一定匹配性

時代周報：你提到了防控風險，特別是防止系統性風險。防風險要解決哪些問題?

劉元春：首先要加大對于國有企業債務、地方投融資平臺債務的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規模可以加大，國有企業的一些重組垢病、股權發行、債轉股的規模要有所提高。同時，去產能這樣的一些政策還要進一步地推進。這是控風險。

控風險對于穩增長還是有一定的好處，有一些契合的地方，但也有沖突的地方。因此明年的核心點在于控風險。穩增長要與控風險有一定的匹配性，不能簡單地延續過去通過大規模舉債，來進行增長投資，通過增長投資來穩定增長的思路。就像前面說的，我們一是要守住風險底線，二是要轉變投資結構，三是要啟動我們的消費，第四要強化我們的民生。

中國目前的增長基礎并不是說很弱，我們的大市場、大消費已經出來了，它自我穩定的能力還是很強的。這個是一定要認識到的。目前我們的就業狀況還不錯，不像很多人講的增速下滑了，我們就會出很大的問題。而同時，債務問題也迫在眉睫，增長動力不足，這就必須要調結構，促改革。因此我們一刻也不能停止改革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止調結構的步伐，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地控制住風險，才能真正地穩定住我們的增長速度，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

整頓過剩產能仍很艱巨

時代周報：對2015年、2016年所進行的“去產能”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你認為推行的效果怎么樣?未來這方面會有什么動向?

劉元春：我們的效果還是不錯的。2016年這一年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各級政府通過行政性的去產能，效果是超預期的，明顯會感到鋼鐵行業、煤炭行業供求關系發生逆轉，大量的虧損企業開始盈利，這當然是個好消息。

但是問題在于我們過度依賴于行政性的去產能，因此2017年必須要從根本上著力于監管體系、市場機制改革等方面來去產能、去庫存、調結構，而不是簡單地依賴于行政命令，用去產量來代替去產能。當然，也要按照目前總理所講的，對去產能成效的監控要加大力度，因為行政性去產能，往往稍微放松監控，馬上又會復原，價格又起來了，僵尸企業又活動了。所以因此明年國有企業的整頓，對于過剩產能的整頓還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精英階層懈怠局面被扭轉

時代周報：經濟維度之外，反腐、行政改革、法制改革、明年黨的十九大召開等政治因素也不可忽視，你怎么看它們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劉元春：六中全會是我們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標志，它對于提振我們社會各級精英階層的信心，有一個根本性的利好，改變過去精英階層比較懈怠的局面。

其次，我們現在的債務大量集中在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而這些債務的背書都是依存于政府的信譽。強有力的黨中央和政府部門的出現，對于我們下一步的改革、債務調整，會給出一個很好的政策保證，有效降低整個市場對于目前債務風險的擔憂。

最后要說的是，十九大之后，中國新一輪的政府投資周期也會逐步啟動。政府反腐倡廉，黨的政治生態的凈化等一系列活動取得這樣的階段性勝利，對于未來的改革、未來風險的控制，對于未來結構的調整以及宏觀調控的樞紐，都會產生良好的信心。所以這個是我們對于中國經濟未來比較樂觀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