羨慕北歐高福利可以,但最好別以為北歐社會要比美國更不用“拼爹”
中國人羨慕平等的北歐國家,確實情有可原,畢竟雙方完全是兩個世界。但最好別以為是高福利制度帶來了平等。兩位瑞典經濟學家耶斯佩爾·羅伊內(Jesper Roine)、丹尼爾·沃登斯通(Daniel Waldenstr?m)告訴我們,20世紀頭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有了巨大改觀,但是絕大多數改善,注意是絕大多數,在瑞典還沒變成高福利國家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另外一個殘酷事實可能更讓北歐粉心碎:北歐國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見得能比“水深火熱”的美國好多少。我們知道,不管在哪個國家,人們普遍希望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經濟學家就用“社會流動性”來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決定。明面上北歐國家在消除不平等的努力中表現出色,尤其是丹麥,它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的社會流動性排名最高,美國則不出意外地排名靠后。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自行車車流。/視覺中國 & Photolibrary
但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參與的一項研究,就試圖幫助大家正確地認識世界。研究發現,比起美國來說,丹麥貧窮人家的孩子不會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產階級的工作。而且,如果一對丹麥父母沒有大學畢業,那么他們小孩上大學的機會和相同條件的美國人一樣沒什么希望。丹麥社會流動性看起來高,那只是因為丹麥把征來的高額稅收轉移給了窮人,從而“壓縮”了代際之間的不平等。如果只考慮工資的作用,不考慮稅收和收入轉移的作用,丹麥和美國就非常相似。
就如同《大西洋月刊》所說,盡管丹麥對于福利非??犊?,但機會平等在丹麥不存在,在美國也不存在。即使在童話般的丹麥,父母也很重要。那么北歐其他國家呢?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論文揭示,18世紀的瑞典精英——醫生、律師和大學生,他們的后代到現在仍然是精英,和英美國家沒有什么兩樣。此外,芬蘭100%的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都來自于繼承,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28.9%。這意味著,如果一個芬蘭人出生時不是億萬富翁,那他這輩子就可以對此死心了(需要再次強調,這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比,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和這些國家之間有巨大鴻溝,這里就不自取其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