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經濟時代對行業的變革已經來臨，發展分享經濟適應“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新要求，對實現創新驅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網絡強國等具有重要意義。
●分享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遭遇多重成長的“煩惱”，分享經濟新業態與傳統業態、政府傳統監管模式和傳統法律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的矛盾，構成發展的主要瓶頸和問題。
●并非所有行業和業態都適用于共享經濟模式，共享經濟懷疑者甚至還預計，共享經濟更可能降低人們的收入，減少傳統實體經濟消費需求，因此，要加快構建分享經濟價值衡量體系。
Uber創始人兼CEO TK(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在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通過利用閑置資產，中國的共享經濟規模已達到3000億美元，預計未來五年每年增長40%。如果這些預測成真，那么到2020年共享經濟將占中國GDP的10%。根據《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6》數據，2015年中國分享經濟市場規模約為19569億元;該領域參與提供服務者約有5000萬，約占勞動人口總數的5.5%。“互聯網+”時代，分享經濟成為新潮流，也給很多行業發展帶來新挑戰。隨著分享經濟的深入發展，未來會有越來越多行業以分享經濟為契機在市場中掀起眾享潮流，分享經濟時代對行業的變革已經來臨。發展分享經濟適應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新要求，對實現創新驅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網絡強國等具有重要意義。
呈現三大層次
共享經濟(或分享經濟)主要指將個人閑置或沒有被充分利用的實物資源分享出來，供需要的人有償使用，這些資源包括住房、辦公室、汽車、停車位、土地、玩具、服裝等，典型應用有從事汽車使用共享的滴滴出行、Uber，從事住房空間分享的airbnb和小豬短租。廣義的共享經濟或分享經濟還包括知識技能、勞動力和生產能力等服務共享或分享，典型應用有豬八戒網、分答網、百度文庫、維基百科等等。
在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阿里研究院院長高紅冰看來，共享經濟的發展實際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私人資源如何再利用。每人都有各自私人資產或私人空間、私人服務，這些服務怎么分享給別人;第二個層次，公共資源的深度開發。如今城市或社會中的公共資源，也面臨怎樣分享給更多的組織和機構;第三個層次，正在建立一套全新的信息基礎設施。
高紅冰認為，共享經濟已滲透至私人資源的再利用、公共資源的深開發和準公共資源的強輸出。他同時強調，準公共資源即強大的商業基礎設施的“共享”才是關鍵，這個意義上的“共享經濟”規模更大，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塑造也更具變革性影響。對于共享經濟的核心和本質，高紅冰認為，當一個物理物件，一個基礎設施的存在，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的時候，使用權比所有權更重要。不要試圖占用這個資產，而要試圖高頻次、高效地去利用和使用這個資產，這就是共享經濟的核心。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互聯網研究所副所長陸峰坦言，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共享經濟在多個領域快速發展。交通、住房、知識眾包眾創等領域分享經濟業態大量涌現，比如在交通領域，滴滴打車、Uber等網絡約車服務讓傳統私家車加入到載客運營隊伍中。住房領域的小豬短租讓大眾個體閑置住房資源共享了出來。在知識技能領域，豬八戒網、知乎網、分答網、百度文庫、維基百科等讓個體把知識技能分享了出來。
共享經濟對傳統業態構成巨大挑戰。比如在交通領域，由于滴滴打車、Uber等網絡約車服務的出現，傳統私家車加入到載客運營隊伍中，私家車載客運營成本低，受到市場的極大歡迎，對出租車行業構成巨大挑戰。
此外，當前共享經濟依托互聯網開展分享。目前幾乎所有的分享經濟業態都依托互聯網平臺開展分享，滴滴打車、小豬短租、豬八戒網、知乎網、分答網等新業態背后均有大型網絡平臺支撐。
當然，也有個別領域抵觸開共享經濟開展，開歷史倒車，這不符合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比如，物業直接把住宅小區停車位所有權或使用權賣給個人全天候專享，白天上班時間段車位閑置，其他人無法共享，造成車位資源的浪費。
開掘經濟社會發展潛力
“共享經濟絕對會成為一個主流，現在只是剛拉開了序幕。”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學教授龔焱認為，共享經濟的成立有兩個前提，一是，目前幾乎每個行業都面臨產能過剩問題。中國已從所謂的短缺經濟走到供應過剩經濟。這個前提，給共享經濟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現代人已經在認知上有了雙倍盈余，盈余需要分享出去，需要在社會之間進行傳導與互助。
對此陸峰表示，分享經濟是基于互聯網實現快速發展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改變了傳統的資源使用模式和商業模式，通過人和人之間共享富余資產，使閑置資源產生使用價值，從而提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進而有望重構社會關系、革新社會制度。當前，分享經濟正在向各行各業發展和滲透，已經快速崛起成為撬動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
賽迪智庫相關報告也表示，分享經濟正成為撬動經濟社會發展潛力新力量。報告認為，國內分享模式正在向全行業滲透。在過去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分享模式吸引了眾多機構參與投資，在我國，分享經濟幾乎同時滲透到多個行業。2014年我國有1388個投資機構投資了1.5萬個分享創業項目，2015年上半年這類投資項目就超過了2014年全年總和。分享經濟出現在交通工具分享、居住空間分享、資金分享、創意分享、家政服務分享、眾包物流分享、飲食制作分享、通訊設施分享、教育資源分享等9大領域;分享模式以極快速度在我國擴大發展。未來，分享經濟將向更多領域延伸，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公共服務領域滲透的趨勢尤為明顯，旅游資源分享、工作空間分享、勞動技能分享、醫療資源分享、公共設施分享等細分領域將不斷涌現更多創新模式并發展壯大，賦予供給側過剩資源更多價值。
分享經濟促進了社會效益多方面提升。分享經濟屬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新型零工經濟。與傳統零工經濟相比，基于互聯網的分享經濟不僅能為企業帶來更大經濟效益，也能使工薪階層、失業群體甚至生態環境受益，極大提升了該經濟形態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效益和價值。首先，分享經濟增加了經濟形勢嚴峻時期工薪階層收入水平。對Airbnb研究的發現，工薪階層通過向旅行者出租自家房屋，每年可為家庭帶來平均約7350美元的額外收入，提高家庭年收入的14%。
其次，分享經濟帶來更多就業機會。美國行動論壇研究報告《獨立承包商與新興零工經濟》數據顯示，Uber、Airbnb所代表的交通、住宿領域新型零工經濟對美國就業提升作用巨大。2002年-2014年，美國從事零工經濟的人口增長了8.8%-14.4%，而同期總體就業僅增長7.2%;2009-2013年，交通分享行業為美國創造了22000個就業崗位。
第三，分享經濟有效緩解了生態環境承載壓力。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拼車服務能夠減少55%的交通擁堵。德國不來梅市通過分享經濟每年可減少1600噸二氧化碳排放。
第四，分享經濟能夠平衡資源分配。由于個人和社會稟賦差異，資源分布不均衡性長期存在，資本充裕成為在傳統經濟中占據發展優勢的主要條件。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中小型零售活動的買賣雙方經由互聯網平臺快速對接，極大地服務了長尾用戶，有效平衡了部分資源分配。移動互聯網時代，隨時隨地調配富余資源成為可能，由此衍生出更多基于個體發生的分享經濟，對富余資源的調配范圍更廣，基礎設施、衣食住行、時間、勞動、技能都可以通過平臺共享，使缺少資源的用戶擁有資源使用權，也令原本閑置過剩的資源產生價值。
第五，分享經濟促進了社會協作高效運行。傳統經濟以企業為主，注重生產和服務的標準化、規?；⒛Ｊ交蛯哟位?，單個個體受企業雇傭成為生產者，作為企業的一員與消費者產生交易，消費者交易行為不對單個個體產生直接價值，社會化協作生產服務在企業與企業之間產生。與之不同，分享經濟中的企業僅僅為第三方平臺提供者，其賺取附加價值，單個個體既是直接生產者也可能是直接消費者，與平臺提供企業為合伙關系，與消費者直接交易并產生價值，社會化協作生產服務在個體與個體之間產生。因此，分享經濟改變了傳統經濟的層次化運作模式，形成了全新的網狀運作，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互動更加頻繁緊密，社會協作更加靈活，價值產生更加高效。
最后，分享經濟將有力支撐實體經濟發展。經濟效益的提升不能代表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GDP一味增長未必代表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曾指出，沒有就業機會增加的經濟增長、僅使富裕人群受惠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經濟增長、缺少民眾認同的不穩定的經濟增長、過度破壞環境和浪費資源的經濟增長都是不可取的經濟增長模式。分享經濟則代表了一種新的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還直接令一國制度和社會受益。在未納入經濟統計體系的情況下，短期內分享經濟可能成為影響GDP增長的原因之一，長期看，分享經濟實現了新技術下經濟增長理念的創新，重塑了經濟發展的價值內涵和衡量標準，改變了傳統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有助于供給側改革和實體經濟發展結構的優化，最終將有力支撐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遭遇成長的“煩惱”
對每一次成長起來的新興商業模式，法律和監管都落后于業務發展。共享經濟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2011年6月，Airbnb發生創立以來首次惡性事故——“洗劫門”事件。一名叫作EJ的房東發現她舊金山的公寓被Airbnb上招來的房客洗劫一空。他在給Airbnb的信上寫道：“他們在我的柜子上鑿了個洞，劫走了里面的護照、現金、信用卡和我奶奶的珠寶首飾，不僅如此，他們又搜走了我的照相機、iPod(蘋果音樂播放器)、老式電腦和裝有我所有相片、日志等備份的外接硬盤。他們掠走了我的一切。”這大概是所有人對共享經濟的顧慮——如何保障安全?
事實上，當前分享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監管法規。美國的現行監管結構專門針對專業的、大型的企業，并沒有仔細研究消費者如何在業余時間成為服務提供方，或是考慮動用公共資源提供這些服務。分享經濟面臨的更大挑戰是，相關監管制度往往針對某座城市或某個州，極少適用于全國，對于創業公司而言，若想搞清楚這一點既費時又費力。
創業公司試圖忽略這些監管措施，但很少取得成功。一開始，創業公司可能會無視監管法規，但最終不得不與政府和監管部門攜手，創造對各方(企業、消費者和監管部門)而言雙贏的局面。
法律法規也必須做出調整以跟上新技術發展的腳步，如加州政府為拼車行業所做出的改變，這也是美國第一個為這些創業公司創建新的監管結構的州。企業也有責任主動與城市監管部門進行合作，以減少遭關閉和業務暫停的次數。我們看到，在 Airbnb 與紐約州政府當前的紛爭中，全美就有許多拼車服務遇到了這種問題。
在國內，分享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遭遇多重成長的“煩惱”。不穩定性、事故安全、健康衛生等成為消費者普遍擔心的問題。“雖然平臺有一些保險或賠付，但一旦發生安全事故等問題處理起來會很麻煩。”北京的宋先生對于P2P租車這種基于個人之間的租車模式頗顯擔憂：“而且開車上路畢竟涉及人身財產安全，尤其對一些細節信息不了解，如對方車的狀況、租戶的人品等，把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交給別人總還是不放心。”
目前，我國發展分享經濟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有：一、分享經濟新業態和傳統業態之間的矛盾。分享經濟發展對傳統業態構成了巨大挑戰，傳統業態利益集團都在極力抵制新業態的發展。二、分享經濟新業態和政府傳統監管模式之間的矛盾。政府傳統監管模式跟不上分享經濟新業態快速發展的步伐，傳統資質準入制的行業監管模式難以適應分享經濟新業態發展的需求，寬準入、事中事后嚴監管的監管模式又尚未建立，政府監管技術手段難以跟上，讓分享經濟監管存在監管缺位的現象。三、分享經濟新業態和傳統法律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的矛盾。傳統法律法規與部門規章難以適應分享經濟新業態的發展需求，需要及時進行修改完善。
對此，陸峰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分享經濟發展還在起步階段，只在少數幾個行業里率先開展了應用，且只有個別行業得到了大規模應用，例如交通行業的網絡約車服務。所以，分享經濟還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另外，目前分享經濟新業態大多處在現有法律的灰色地段，缺乏完善的法律保護，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構建價值衡量體系
Uber、Airbnb和Homejoy通過將人們閑置的物品利用，在讓更多人獲便捷、廉價服務的同時，解放了擁有者的負擔。而且產生不少社會效益，如促進了社區建設，消除了不平等。不過，并非所有行業、所有的業態都適用于共享經濟模式。甚至共享經濟懷疑者還預計，共享經濟更可能降低人們的收入，提高房租，破壞健康和安全準則，令女性更容易受到騷擾和攻擊。
傳統實體經濟企業以產品銷售量支撐業務發展，需要投入大量資本和資源、購置大量重型資產支撐企業生產和服務。當前，實體經濟發展呈飽和狀態，重型資產需求大幅減少，而依托互聯網的分享經濟是輕資產模式，企業通過搭建平臺嫁接個體與個體間的供需，提高了閑置資源的利用率，無須購置大量重型資產即可實現盈利，減少了新增資本和資源投入。如企業通過眾包模式征集分散在全球的設計創意，減少了企業對設計人員需求，無須設置龐大的設計團隊，相應虛擬辦公空間需求增加，實體辦公空間需求減少，當傳統企業應用眾包模式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將影響傳統產業地產行業的發展。
對此，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學教授龔焱認為，適用于共享經濟模式主要依據三個標準。其一，是否能重構體驗的顛覆。這種顛覆并非對原有業務的體驗進行改良或放大，而是革命性地產生變化。“不是比原有體驗好10%或者50%，而是比原有體驗好五倍、10倍。”其二，是否能重構商業價值。整個共享經濟的大前提，是建立在碎片化時間以及閑置資產上，是否能真正釋放碎片化時間的價值，是否真正能夠釋放閑置資產價值是關鍵。如滴滴打車、Uber都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其三，是否能重構連接。連接的方式以及連接的成本、連接本身的三個維度上能徹底重構。
另外，分享經濟可能減少傳統實體經濟消費需求。分享經濟最早誕生于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美國，以Airbnb和Uber為代表的分享經濟公司不斷出現，恰好迎合了美國民眾縮減開支和增加收入的需要，因此快速滲透。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同樣的情況，鋼鐵、煤炭、機械制造等多個行業整體受挫，居民收入急劇減少。此時，分享模式的出現能夠為居民提供更多低成本、高收益的選擇，同時減少同類傳統服務的需求，減緩了同行業傳統實體經濟的發展。以個人在線短租服務對傳統旅游行業的影響為例，個人住房空間的分享能夠提供比傳統酒店更低的價格，加之房主熟悉本地旅游情況，可能提供比旅行社更細致、針對性更強的自助旅游引導服務，因此游客對傳統酒店和旅行社的需求同時減少，影響了兩個傳統服務行業的發展規模。
因此，要加快構建分享經濟價值衡量體系。一是加強分享經濟作用機理研究，建立分享經濟價值指標體系，準確衡量分享經濟基礎投入、產出規模和作用效益，全面準確衡量分享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二是加強行業對分享經濟發展的數據監測，運用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及時預判行業發展趨勢動向，準確衡量分享模式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三是加強現有政策制度與分享經濟的適用性研究，系統梳理不利于新興業態發展的行業規則，不以傳統規則衡量新經濟發展價值，全面激發和釋放分享經濟價值。四是建立科學合理的分享經濟價值市場評價機制，建立公開透明的市場評價體系和平臺，將互聯網供需評價機制引入政策制定中，充分吸納市場參與者的意見，由市場力量主導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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