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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關于市場經濟的假設，有許多建立在接受競爭模型的基礎上，認為邊際回報總是與社會貢獻相稱。這一觀點導致官方對干預猶豫不決：如果市場基本上是有效而公平的，那么即使是最優秀的政府，對于改善狀況也沒什么可做的。但如果市場是基于剝削，那么自由放任的理由就不再成立。事實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打擊既得權力不但是民主的戰爭，也是效率和共同繁榮的戰爭。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200年來，關于什么決定收入分配及經濟如何運行的問題，有兩大思想流派。其一濫觴于亞當斯密和19世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關注焦點是市場競爭。其二認識到亞當斯密式的自由主義，導致了財富和收入的迅速集中，將出發點放在無限制的市場導致壟斷的傾向。了解這兩大流派很重要，因為我們對于政府政策和現存不平等性的觀點，取決于我們認為其中哪個說法能更好地反映現實。

對19世紀自由主義者及其追隨者來說，因為市場是競爭性的，所以個體的回報與他們的社會貢獻相關。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邊際產品”。資本家因為儲蓄而不是消費而獲得回報，用我的牛津大學德魯蒙德(Drummond)政治經濟學講席教授前輩納騷·西尼爾(Nassau Senior)的話說，那是因為他們的節制(abstinence)。因此，收入差異同個人擁有的“資產”，即人力和金融資本有關。所以，研究不平等性的學者將焦點集中在決定資產分配的因素，包括它們如何在代際間傳遞。

第二個思想流派以“權力”為起點，包括實施壟斷控制或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工人的威權。這一領域的學者將重點放在什么導致了權力，權力如何維持和強化，以及可能阻礙市場競爭性的其他因素。對源于信息不對稱的剝削的研究工作，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在二戰后的西方世界，自由派取得了主宰地位。但是，隨著不平等性的加劇及對此問題的擔憂的加深，以邊際產品來看待個人回報的競爭學派，日益難以解釋經濟如何運行。因此，今天，第二個思想流派后來居上。

畢竟，銀行總裁導致企業倒閉、經濟險些崩潰，但仍然獲得豐厚紅利，與個人收入及社會貢獻的說法是背道而馳的。當然，從歷史上看，對廣大群體的壓迫，包括奴隸、女性和各種少數群體等，都是不平等性源自權力關系，而不是邊際回報的顯而易見的例子。

在今天的經濟，許多部門如電信、有線電視、從社交媒體到互聯網搜索的數碼行業、醫療保險、制藥、農企等等，都無法用競爭角度理解。在這些領域里，競爭在寡頭間進行，而不是教科書上所描述的“純粹”競爭。一些部門可定義為“價格接受者”;企業太小，對市場價格沒有影響。農業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政府對農業的干預很大，價格主要不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

賈森·福爾曼(Jason Furman)所領導的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試圖厘清市場集中加劇的程度，及其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委員會指出，在大部分行業，標準指標顯示市場集中度大幅提升，一些行業甚至可以說是激增。比如，十大銀行存款占市場的比重，在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里，就從20%左右增加到50%。

市場權力的增加，部分來自技術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網絡經濟和本地提供的服務業的增長就是一個例子。另一部分是因為企業如微軟和制藥公司，學會了如何更好地豎立和維持入場壁壘。它們往往有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支持，來指出放松反壟斷執法的合理性，并以市場“天然”是競爭的，作為不限制市場權力的理由。還有一部分則是通過政治程序，赤裸裸地濫用和利用市場權力：比如，大銀行游說美國國會，修訂或廢除將商業銀行業務和其他金融業務區分開來的立法。

后果在數據中盡顯無疑，各層次不平等性均在上升，不僅個人之間如此，企業之間亦如是。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最頂尖的一成企業的資本投資回報，是中位數回報的五倍多。這一比例在25年前只有近兩倍。”

20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認為，我們不必為壟斷權力擔憂：壟斷只能是暫時的，市場將出現激烈競爭并確保競爭性定價。

我很久以前所做的理論工作，便顯示了熊彼特分析中的漏洞。現在，實證結果為此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高壟斷利潤持久是目前市場的特征。

這一情況的影響是深遠的。關于市場經濟的假設，有許多建立在接受競爭模型的基礎上，認為邊際回報總是與社會貢獻相稱。這一觀點導致官方對干預猶豫不決：如果市場基本上是有效而公平的，那么即使是最優秀的政府，對于改善狀況也沒什么可做的。但如果市場是基于剝削，那么自由放任的理由就不再成立。事實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打擊既得權力不但是民主的戰爭，也是效率和共同繁榮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