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就有專家學者建議中國也得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學習，應該大面積地將封閉小區改為街區；而且，中國一些地方還進行過積極的探索、實踐。譬如，在2011年7月，經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定通過了《廣州市關于改善中心城區交通狀況的實施方案》，其中提出“優化道路網的結構和布局，重點研究完善與城市干道相匹配的支路微循環系統，推進居住小區封閉市政道路對外開放工作”。
另外，改革開放之后，不計其數的中國人凡事幾乎皆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為其思維向導、行動準則。
然而，2016年2月21日新華社經授權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后，其中的“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 、“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等條文，在輿論場上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彈，指責“權大于法”者有之，聲稱“屁股決定腦袋”者不少、擔憂“業主人身財產安全”者甚多……換言之，在封閉小區變街區的事情上，反對或擔憂的聲音很多、很大。
誠然，從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等有關法律來看，像小區內的公共綠地和道路都屬于業主共有。
但是，如果據此就“妄言”中央層面提出上述意見是“權大于法”、“屁股決定腦袋”，則屬于淺薄、無知，甚至是別有用心。
首先，依照中國體制，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國務院，其提出諸如上述意見，體現的是政策或路線、方針之類的。也就是說，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普遍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履行其制定政策或路線、方針之類的職責。
其次，上述有關意見，僅是時隔37年后重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配套文件；并且，其既是貫徹落實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之體現，又是符合當今世界的潮流和發展趨勢的正見。
再者，“依法治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等方略，決定了在沒有通過立法機關等有關方面的支持或同意之前，前述有關意見，就一定角度而言，僅是“一紙空文”，而不具有嚴格的法律意義。
換言之，出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有理有據，然在有關法律尚未作出修改之前，“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 、“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等條文，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意義。
不過，依據某些特色或慣例，有的地方可能會依據《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在封閉小區變街區的事情上搞成“大躍進”。
因何不能“大躍進”呢？
首要的原因是，封閉小區變街區的事情，目前民間反彈比較大。如果某些層面的官方或其它有關方面“霸王硬上弓”， 那么客觀上一定會深化或激化社會矛盾，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美麗中國的建立。
第二，由于歷史和現實因素，如果盲目地讓封閉小區變街區，那么相當數量的業主，可能普遍會遇到人身財產安全等方面的問題或擔憂。包括安靜宜居的生活環境等都會頓時被“破壞”。
例如，據《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報道，坐落于廣州市番禺區的星河灣小區，早在2001年就建立開放式小區，卻在2013年不得不在小區門口設置關閘，實行全封閉式管理，但“只限車，不限人”。在星河灣物業公布在網上的《封閉式管理方案》中寫道，由于小區和市政道路交會處面積大，且配套商業街等經營場所，往來人員和車輛較多，“封閉式管理是為了滿足業主的需求，也是為了方便管理。”
第三，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機關或事業單位，在短期內十有八九不會讓其自身變街區，以“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如果這樣的單位都“拖拖拉拉”，那么讓為數眾多的業主同意、支持封閉小區變街區，必然會是困難重重。
第四，小區變街區涉及到規劃等不少部門，一般不宜盲目地搞“大干快上”，而盲目地搞“大干快上”通常都會催生“大躍進”。
還有，有關法律的修改尚需時日。如果在此之前“盲動”、“獻禮”——“大躍進”，那事實上就是對“依法治國”等方略的褻瀆。即使有關法律修改完了，也不能搞“大躍進”，因為歷史一再證明“大躍進”是害人害己害國家。
綜上所述，筆者羅豎一認為，切勿將小區變街區搞成“大躍進”。否則，歷史的悲劇將會在中華大地上重演。（文/羅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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