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已進入知識短缺時代》的文章，引起輿論界的軒然大波。然而，中國的政策制定不當或者執行不力，應該怪知識界嗎？曾做客《和訊座談會》欄目的學者聶輝華對此文進行了回應并鮮明指出，鄭永年犯了三個錯誤：高看了知識界，邏輯錯誤和避重就輕。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這兩天，微信朋友圈廣泛流傳著鄭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職學者批中國學界知識短缺：都在炒概念》。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是海內外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因此他的批評引發了廣泛的關注。鄭永年文章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學界的有效知識供給不足，都在忙于論證政策和炒概念。“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過癮，又粗暴。因為廣大看客們滿足了親臨刑場觀看犯人槍斃的快感，而且是向來高高在上的知識界被整體槍斃，自然讓他們感到無比過癮。因為文章從整體上否定了中國知識界對政策研究的價值，讓那些真正做了貢獻的有名英雄和無名英雄都被迫陪葬，這種以偏概全的批評顯然過于粗暴。作為一個經濟學者和一個智庫研究者，我難以認同鄭永年的批評。中國的政策研究有沒有用，什么時候有用，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嗎？有些事情，非要我們說出來么？
說就說吧。先從鄭永年的批評內容說起。鄭永年以當下最流行的“供給側改革”已經成為無所不包的“雜貨鋪”為切入點，首先說明中國經濟學界存在嚴重的有效知識供應不足。其它批評案例包括：經濟學界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經濟學界沒有提出應對國企改革、醫療體制改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方案，沒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過刺激房地產市場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不良后果。進一步，鄭永年認為有效知識供應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學、社會學等幾乎所有學科。他特別舉例說，“三個代表”理論在實踐上不能到位，就因為缺乏足夠的政策研究。“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未能有效實施，也是因為中國學界沒有提供有效的知識支撐。十八大之后，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知識短缺的現象更為嚴重，例如“一帶一路”戰略被嚴重泛化和庸俗化。
坦率地說，鄭永年先生在這篇文章里可能犯了三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他也許一廂情愿地高看了中國知識界。了解中國政府決策的人都知道，在威權體制下，一項政策能否出臺和貫徹，幾乎完全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最高層的決心；第二，時代的需求。我認為其它因素幾乎可以忽略。不必說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也不必說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設立，更不必說“一國兩制”的實行，有哪一項政策非要知識界的理論支持不可？有哪一項政策需要扎實的學術研究？當年計劃生育政策搞了三十年，跟知識界沒有半點關系；去年最高層放開二胎政策，恐怕知識界也不能簮越其功。總體上看，知識界對中國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有錦上添花的功能，卻不是必要條件。“三個代表”理論未能推進人大代表和選民的關系轉型，居然是因為知識界沒有提出合適的理論支持？這簡直是這篇文章最大的笑點。據說，當年“三個代表”理論提出之后，一位副部級高干曾撰文質疑，從此被冷落一邊。副部級干部尚且如此，吾等普羅大眾焉敢“妄議中央”？知識分子有家國情懷固然是好事，但搞清楚自己幾斤幾兩更為重要。“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中國文人一廂情愿的革命浪漫主義夢想，現實情況是，知識分子只是附著在皮上的毛。去過菜市場的人都知道，豬肉好不好吃，跟豬毛是不是對稱還真沒有一毛錢關系。
第二個錯誤是邏輯錯誤。我覺得，著名學者說話一定要慎重，不要輕易打倒一大片，哪怕你真的拿了一把進口的AK47。你沒聽見不代表別人沒說，別人沒說不代表別人沒做。就拿鄭永年舉的幾個例子為例吧。國企改革、醫療體制改革、房地產刺激，中國知識界提出了多少種方案？發表了多少批評意見？智庫研究者往海里遞了多少折子？我想肯定很多，但其中有多少被高層采納？采納之后又有多少被有關部門執行？這后面兩個問題完全超出了知識界的能力，它們取決于最高層的決心。特別是當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以及相關的土地財政和國進民退問題，引發了多少學者的批評，難道鄭永年先生不看中文報紙和學術雜志嗎？我覺得沒必要浪費文字再討論這個問題了。
第三個錯誤是避重就輕。在中國大陸生活的農民和小學生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隨便議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從它產生那天開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一旦關乎政治，敏感問題就接踵而至。純經濟問題或許可以公開辯論，諸如房地產政策、社保政策和二胎政策。但“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學術界可能就此公開辯論和批評嗎？按學術界的規則，誰最先提出某個概念，誰就擁有定義和解釋它的權力和義務。那么問題來了，是誰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和“供給側改革”？讓學者來解釋這些概念的真實含義應該是什么，不應該是什么，這不是緣木求魚么？何況，事實上中國經濟學界仍然有很多優秀的學者撰文，闡述供給側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和里根經濟學的關系，我認為大家已經盡責了。中國的知識界處于什么樣輿論環境，尤其是這幾年的輿論環境，鄭永年先生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又不是不知道。如果真不知道，隨便找個媒體人問問就知道了。但是他卻把板子打到知識界身上，我以為這很不厚道。這如果不是指桑罵槐，就是避重就輕。
倒數第二點，你問我中國知識界有沒有問題，有沒有責任？我說當然有。中國知識界整體上研究水平不高，特別是社會科學界，而且缺乏有效的專業分工。籠統地說中國知識界應該反思，應該努力，應該進取，這肯定沒有問題。但是，具體到某個問題或某個人，我認為任何批評都要慎重。我認為，任何責任都是有條件的。拿了國家俸祿，有條件表達意見卻沒有表達，而是一味唱贊歌，這是失職；拿了國家俸祿，沒有條件表達意見，但也沒唱贊歌，這是本分；拿了國家俸祿，努力表達意見，但最終上面沒有聽進去，這是盡責；沒拿國家俸祿，但努力表達意見，不管上面是否聽進去，這都是良心。
最后說一點。你們這些海外華人有一個好，就是一旦評論中國問題，從來沒有心理負擔，不必承擔“與權力姌和”或者“為中國的落后辯護”的罵名，因此永遠擁有政治正確的姿態。這就好比一個風度翩翩的白衣秀士，看到一個農民落水了，然后指責他：你游泳的姿勢真難看！然而，在經濟學看來，任何問題都只能追求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設身處地、換位思考，也許會多一份理解。鄭永年先生如真有意推進中國知識界水平提高，何不辭職回國效力？北京歡迎你！
最后的最后，有人可能會問，究竟題目應該叫“坐著說話不腰疼”還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從網上查了一下，發現此中頗有深意，特分饗給諸君。
這是一個關于秦孝公和商鞅的故事。孝公寵臣景監將商鞅（衛鞅）引薦給秦孝公，孝公在朝殿與商鞅縱論天下治國經綸，景監作陪。當時孝公端坐，商鞅、景監長坐（即把膝蓋跪于地雙足墊于臀下），自晨昏暢談至日暮，商鞅說到激揚處忘形于禮，起身立于殿中侃侃而談，渾然不覺。景監長跪一日，身心俱疲，見君臣并無結束之意，遂頻頻向商鞅暗使眼色，意即打住。但商鞅并不理會，直至二更才由孝公打斷，賞賜御膳而去。席間商鞅問景監為何頻使眼色？景監道：我跪得渾身都麻木了，酸軟如泥，你這個站著說話的人哪里能夠理解我這個跪著聽話的人的痛苦。
（本文觀點僅代表個人看法，與所在單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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