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天鶴方正中期研究院研究員，《央行觀察》專欄作家季天鶴撰文指出，相比歐洲而言，中國對于伯南克以及那個時候的聯儲來說，是一個非常邊緣的存在。日本央行在全書中出鏡多次，日本的蕭條和貨幣政策也是伯南克的研究重點。而中國的出場，則是以伯南克的爺爺從西伯利亞勞改營跑到上海坐船回歐洲開始，之后是中投和中信對美國金融機構的注資，人民銀行追隨世界幾大央行的降息，最后以關于中國經濟的一點看法結束，在整部書里是個小小小角色。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伯南克的回憶錄于2015年10月5日出版上市。比他更早離職的保爾森和蓋特納，已經分別在《On the Brink》和《Stress Test》中詳述了各自在金融危機中的觀察和經歷，兩本書也廣受追捧。伯南克作為當時的聯儲主席，其回憶錄早已為市場所期待，而他的這本《The Courage to Act》也不負眾望。讀罷此書，不得不說這本書對得起那段日子的壯闊波瀾。
The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Oct 5, 2015, Hardcover, $17.50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盡管涉及了花樣繁多的金融產品和高度關聯的金融市場，但始終沒有擺脫19世紀以來金融危機的一般情節，即經濟繁榮伴隨的信貸擴張，銀根緊縮和無效投資導致的信貸緊縮和經濟蕭條，并且在一定情況下觸發流動性危機而形成金融危機。但和兩個世紀前有所不同的是，過去很多的非流動金融產品在現在紛紛具有了流動性和公允價值，從而加劇了價值漲跌和償付/違約的相互影響，這也大大增加了聯儲操作的復雜性。
伯南克作為研究大蕭條的專家，能夠親身迎戰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可謂是美國的幸運。美國大蕭條之所以特別嚴重，重要原因在于金本位和央行的緊縮政策，任憑物價自由下跌和貨幣量劇烈縮減。伯南克下定決心不要重蹈覆轍，因此在行動上也極為果斷，并多次動用《聯邦儲備法》的應急條款，對各類金融機構進行非傳統/非正統的流動性支持。
而有機會大戰金融危機，也是伯南克自己的幸運，畢竟沒有很多經濟學者能夠用自己一生研究的理論，應用在萬億美元級別的實踐上。他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的研究與所習，無論是在迎戰金融危機時重溫Bagehot的央行理論，還是在考慮貨幣政策正?；瘯r反思大蕭條期間過早收緊政策造成的惡果，都體現出伯南克作為金融理論研究者的深厚功底。
雖然大規模的救市從范圍上和工具上都突破了傳統的框架，但其套路仍然是古典的中央銀行學理論與實踐。流動性要足夠充足，抵押品要足夠優質，聯儲右手擴表印鈔，左手把買來的債券用來放貸，同時滿足市場對錢和券的需求。此外，聯儲還直接針對貨幣基金等非存款類機構放款，同時影響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側。
上述操作相當于在央行能夠放水的所有三個池子及央行資產側、央行負債側和銀行負債側全面放水，傳統的央行-銀行-非銀金融-非金融的界限和傳導鏈條，被聯儲只手全部串聯和超越。這一場景在2015年的7、8月間也被人民銀行所使用，即一方面通過證金充實銀行負債側，一方面動用央行資產側提供美元流動性，同時在8月底通過SLO放出人民幣流動性。對央行放水機制感興趣的讀者，歡迎參考《央行“放水”的三個池子》。
正由于抱著堅決不重蹈大蕭條覆轍的信念，伯南克在面對金融危機時力主寬松，特別是十分強調預期的作用，以及貨幣政策溝通和透明化的關鍵性。當然，聯儲并不是伯南克一人的聯儲，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聯儲中的鷹派和鴿派如何進行激烈而復雜的博弈，從而對貨幣政策的表達和執行產生影響。
伯南克的記述對于理解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顯然是非常寶貴的資料。例如2007年底和2008年初，很多市場人士認為聯儲的動作不夠迅速，降息力度不足以穩定市場。事實上這背后上演的，乃是在當時高通脹背景下，聯儲對于金融風險和通脹風險的權衡與糾節。鷹派在當時依然高度關注通脹風險，反對過快地降低利率，因此當時聯儲的決策并沒有市場認為必要的那樣寬松和激進。
不過更讓聯儲疲于應對的，乃是來自其他監管機構和美國國會的挑戰。負責存款保險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被伯南克和保爾森視為非常精明的合作者。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救援方面，FDIC一方面努力保護自己的保險基金，同時又努力擴大自己的話語權，并且非常懂得利用媒體和美國政治運作，在救市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而美國國會則扮演了更為復雜的角色。無論是伯南克還是保爾森，都提到了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咄咄逼人和大權在握。事實上，美國國會議員的行為背后，乃是形形色色的觀點與動機。部分議員是自由市場的鐵桿粉絲，任何干預都被看作是對自由市場的褻瀆和對社會主義的膜拜。但同樣是這些議員，在遇到自己選區選民抱怨議會否決救市法案時，又屈服于選票和選舉的壓力，突顯了意識形態和實際利益間的矛盾。
而另一部分議員則認為聯儲的干預是一種陰謀的體現，代表了銀行家和富人的利益，而使得窮人們和工薪階層丟了工作和房子。聯儲貨幣政策的松緊，就是在執行一個劫貧濟富的計劃，使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中產的財富不停流失。他們要做的，就是制止聯儲的陰謀。于是在這里，失業不是聯儲救市的理由，而反倒是聯儲之前政策帶來的苦難，甚至是救市政策可能帶來的惡果。
從對貨幣政策的理解來講，部分議員是緊縮政策的擁躉，認為緊縮是對過度寬松的糾正，虧損和破產是對前期冒險和莽撞的懲罰，現在的蕭條是為未來的盲目敲響警鐘，乃至書中提到“沒有倒閉的資本主義，如同沒有地獄的基督教義”。他們的口號是不能容忍道德風險，他們擔心的永遠是通貨膨脹。但當失業和破產潮來襲的時候，當人們還不上房貸坐看房子被銀行收走的時候，他們也開始問自己，這樣痛苦的懲罰是否值得。
短期內生產要素不可能一夜之間順利轉移，均衡的調整需要一定時間和條件。創造條件和爭取時間，使生產要素得以重新配置，在經濟政策上是值得的，當然前提條件是生產要素會主動轉移，而不是吃定政策會給條件和時間。而在短期迅速的崩盤式衰退中，給與一定的政策托底更是十分必要，需要討論的則是微觀上如何執行，使得既不托市太過，又不任其墜落。
比較美、歐、中三國的經濟拯救結果，我們發現美國調整迅速且到位；歐洲宏觀偏緊，微觀上也不夠靈活，以致目前部分國家的失業率依然高企，歐元區內部經濟運行兩極分化。中國調整足夠迅速，但在個別方向上走得太遠，微觀上又缺乏約束，于是導致了實體經濟的過剩以及金融層面的債務高企，但微觀上配置機制較為靈活，因此失業并不嚴重，反而有民工荒招工難等現象。
從對聯儲的理解上，議員們的觀點既來自對于金融體系的不夠了解，也體現了美國特色貨幣史和貨幣思想在他們身上留下的遺跡。例如，有議員對聯儲能動輒拿出幾百億上千億美元救市感到迷惑，以至于擔心美聯儲會不會哪天囊中羞澀，這顯然是不了解央行的運行機制?，F實的金融體系和立法者與公眾理解的金融體系有非常大的不同。
讓公眾懂和利用公眾的不懂都可以是達成貨幣政策目標的途徑。例如聯儲擴張資產負債表，嘴上說是讓銀行有更多的資金來放貸給實體經濟，但其實懂的人都知道銀行不可能使用在聯儲的存款放貸給企業。不過雖然如此，只要不懂的議員以及民眾認同聯儲擴表是在支持實體經濟，聯儲擴表就是一路綠燈。
而美國特色貨幣史和貨幣思想，則會讓中國讀者感到大開眼界。事實上，美國歷史上包含了很多激進的貨幣思想和行動，包括對于銀行的仇視、對央行的仇視、對彈性貨幣量的仇視等等，這在羅斯巴德的《古典經濟學》一書中有精到的解說，特別是在和19世紀同期的英國通貨學派與銀行學派的對比下，更為明顯。
縱觀美國的十九世紀貨幣史可以看到，美國人民對金屬貨幣有一種癡迷，認為使用金屬貨幣可以避免通脹和銀行破產，把銀行以及銀行擴張信貸和存款（在那個時代是銀行券）看作是通脹和蕭條的原因，對于銀行的最后貸款人也就是央行更是頗多抗拒，認為央行是縱容銀行犯罪的最大惡魔。
盡管聯儲在1907年大危機之后得以建立，但美國十九世紀的貨幣思想仍游蕩在美國議會。美國著名議員Ron Paul，就依然高喊著“重返金本位”的口號，甚至寫了本書叫《End the FED》。中國不太可能有人會兜售“重返龍銀”和“關掉人行”的主意，大家反而都在想如何擁抱電子貨幣、理解貨幣政策。不過，伯南克在書中插了一張與Ron Paul的合影。他認為Ron Paul是真誠地相信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像另外一些人一樣，把批判聯儲、批判寬松政策等當作一種作秀方式。
我還記得自己觀看的伯南克和保爾森聽證會轉播。議員們高高在上，作證者低坐臺下。議員們表情夸張言辭激烈比比劃劃，作證者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不敢亂動。保爾森盡管曾任高盛的CEO，此時也只能嗓音嘶啞磕磕巴巴地回答著問題，而且不停被打斷，相比之下伯南克還比較淡定。對這一情景，伯南克提到，他覺得有些議員的問題根本不是在提給他，而是提給攝像機的。
伯南克還提到，有些議員公開批判聯儲之后私下就打電話給他，說自己先前的表態不是自己的本意。有議員甚至說自己的投票是違心之舉，投反對票只是“給塊紅肉讓人別拽褲腳”罷了。這不禁讓人疑問，美國的經濟政策反映的，到底是共識還是討價還價的結果？類似否決TARP這樣，把美國經濟前景犧牲在利益交換里的情節，是否還會重現？
如果美國議會中的強硬派得逞，聯儲無法施展拳腳，美國的前景將會如何？答案或許可以從歐洲央行那里尋找。除了在雷曼倒閉2個月前的2008年7月加息0.25%之外，歐洲央行還在歐債危機的大幕拉開后，于2011年4月和7月分別加息0.25%。不料前一個加息之后就是美國的兩房國有化和雷曼倒閉，后兩個加息之后就是歐債危機集中爆發。太投入地和通脹和道德風險死磕，結果反而是經濟二次探底以及負利率。
相比歐洲而言，中國對于伯南克以及那個時候的聯儲來說，是一個非常邊緣的存在。日本央行在全書中出鏡多次，日本的蕭條和貨幣政策也是伯南克的研究重點。而中國的出場，則是以伯南克的爺爺從西伯利亞勞改營跑到上海坐船回歐洲開始，之后是中投和中信對美國金融機構的注資，人民銀行追隨世界幾大央行的降息，最后以關于中國經濟的一點看法結束，在整部書里是個小小小角色。
平心而論，這客觀反映了在5、6年前，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實力，確實和美國和日本還有較大距離。這也反映了伯南克和保爾森個人與中國的聯系有所不同，后者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其與中國高層的互動，甚至中投和高西慶為何放棄二度入股摩根等細節。不過幾年過去，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相信當耶倫出版自己的回憶錄時，2015年8月中國央行的匯率改革，以及“匯改”引發的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必將是她書中的重要段落。（文章來源：《央行觀察》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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