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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中央高層的這一表態被視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思路的重大變化。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強調要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和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總需求的套路來促進經濟增長。其實，“供給側改革”并不是什么新概念。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2009年中國推出“4萬億”的救市措施以來，就有很多的學者呼吁要從“供給側管理”的角度反思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只是在前幾年，這種聲音往往被“穩增長”的聲音所遮掩。

如今“供給側改革”的提出，預示著政府、學者和市場在以下幾個方面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其一，中國依靠外需的時代已經過去。去杠桿是世界經濟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主旋律，而且即便外部需求復蘇，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聯度也大為下降，因為受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和更不發達國家“制造業崛起”的雙重擠壓，中國低端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已注定風光不再；其二，中國民眾的消費需求已經升級。改革開放的前30年，在旺盛的外需和內需的作用下，只要產品造出來就不愁沒有市場，但現在不同了，國內初級消費市場已經飽和，現在中國已經進入了品質化消費和個性化消費的新時代，消費需求的升級必然倒逼生產供給的升級；其三，中國投資的邊際收益已經銳減。不論是在公共建設領域，還是在私人投資領域，擴張性投資的效率和邊際收益都遠不如以前，繼續以投資需求(不管是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還是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刺激的投資需求)促增長既不合算也不可持續，所以必須從根本上改進投資的方式和投資的主體。

不過，很長時期以來，我們一直比較習慣于采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辦法來“穩增長”，今年也是如此。一月份，在43號文件的約束下，各地方政府還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可如今顯然已經找到了新活法，那就是依靠地方債和PPP；央行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0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3.5%，增幅創2014年7月以來新高，且高于市場預期的13.2%和9月末的13.1%，與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預計中國經濟的泡沫化生產模式仍將繼續；在取消限購、降準降息和降低首付比例的利好政策刺激下，房地產市場下半年已逐漸反敗為勝。前10個月，北京市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0.6%，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7.2%。筆者大膽預測，中國經濟的冬天暫時已經過去，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觀望期也即將結束，但問題是，中國經濟的危機和矛盾再一次被后延，而且日后恐會加倍清算。

在此關鍵時刻，“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可謂是真正踩在了中國經濟轉型的點子上。當然，強調“供給側改革”不代表不要“需求側管理”了，只是說與以往相比，政策的天平應該多向“供給側”傾斜一點。就像習總書記說的，“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總需求”是“保底線”，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求未來”，現在與未來，哪個都不能舍。

那么，“供給側改革”改什么呢？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早已給出了答案，就是要深入推進國企、金融、財稅、土地、戶籍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就是要向簡政放權、創新創業要成效。概括來講，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清理無效供給。10月10日，中央財經辦公室主任劉鶴到廣東調研時強調，要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僵尸企業”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動性，擠占了市場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個產業，造成“幾個人沒飯吃，大家都沒飯吃”。對此，政府要主動從市場干預中退出來，要利用市場的力量強行去杠桿，讓“僵尸企業”破產的破產，關門的關門，重組的重組。過剩產能不去，中國經濟轉型無從談起。

第二，提高供給品質。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消費者全球奢侈品消費達到1060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銷售額近一半。每到假期，總見媒體報道中國人在國外搶購奶粉、手包、化妝品，甚至馬桶蓋，為什么？不是中國人沒有消費能力，而是中國的很多產品和消費環境著實讓人不放心。旅游消費本來是中國最有潛力的市場，但“黑一日游”、“青島蝦”等宰客事件的屢屢出現對旅游消費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第三，挖掘潛在供給。在中國醫療、教育、金融、交通、通訊等諸多領域，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給短缺”，某些壟斷企業和特權部門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對此，唯一的辦法就是打破壟斷、放開市場。以出租車管理為例，如果不放開價格管制和牌照管制，再多的提價和補貼措施也解決不了打車難的問題。

第四，創造新供給。蘋果手機的故事告訴我們，消費需求確實是可以創造的。中國不能再一味依賴“后發優勢”，模仿和引進占領不了高端市場，而是要強調“先發優勢”，要靠產品研發和創新來提高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對此，簡政放權、降低稅費以降低企業成本，加大創新投入、發展多元金融市場以解決企業融資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