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智囊劉鶴日前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其研究風格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學派,而習近平日前也強調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都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思維已出現重大轉向。和訊網在本篇文章中為讀者闡述中國語境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內涵與特點。
11月10日,兩則消息引起注意:一是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典禮于8日在杭州舉行,專門提到了劉鶴在2012年發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得了論文獎(孫冶方獎是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李克強、周小川、吳敬璉、厲以寧、樓繼偉、陳錫文、林毅夫等都曾獲獎);再就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于10號上午召開,習近平的講話中有這樣一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劉鶴素有“首席經濟智囊”、“中南海經濟智囊”之稱,其一言一行常被解讀為中國經濟的風向標,他曾經被稱之為“改革派和實用主義者”,而從學理角度來觀察,劉鶴被認為是更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而此次中財小組會議的有關“供給”的強調,無疑是出自于作為該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劉鶴之手。
何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在本屆政府換屆前后,以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為代表的一批知名學者、政府官員和金融高管舉起新供給主義的大旗,希冀新一屆政府的宏觀政策從需求式管理適當轉向供給側調控,“解除供給抑制”是這一學派開出的藥方。他們認為,上世紀八十年美國里根和中國鄧小平政府的經濟政策異曲同工,兩者都是從激發產品提供的供給側入手,美國避免了滯漲,中國則迎來了黃金發展期,此一學派的具體政策包括減稅、打破壟斷、減少管制、產權多元化、市場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鎮化等。
而新一屆政府換屆后的諸多政策,也恰恰同供給學派的主張有很多重合之處,李克強總理在談到當前經濟發展問題時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實現預期目標的空間已經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審批權、機構改革、營改增激發企業活力、加快城鎮化進程、推進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故而有觀點認為,克強經濟學帶有濃厚的供給學派色彩。
劉鶴強調的“供給”
劉鶴雖然并非是“中國新供給50人論壇”成員,但是他的學理方向無疑更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早在十七大時期,劉鶴就已經提出了自己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而對于金融危機的后續處理,劉鶴認為,金融危機后全球需求市場相對低迷,去杠桿化的過程還在深化,消費者的支出行為更為審慎,資源環境的約束強化,傳統的商業擴張模式已經難以具有生命力。他認為現在特別需要提倡創新商業模式,而創新商業模式的關鍵是在理解消費者潛在的需求,理解生產要素和供給條件變化,理解全球經濟支撐新環境的基礎之上,通過創新新的供給方式啟動需求。
新供給主義的中國邏輯
最后我們來看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家們的主張,相信很多小伙伴會感覺似曾相識。(來源:優品財富、今日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