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前三季度，深圳GDP增長8.7%，高出全國2個百分點，并呈現逐季走高的趨勢。
在經濟新常態下，深圳是個被視作轉型標桿的城市——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政府債務極低，幾乎無過剩產能，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更是在不斷上升。
深圳做對了什么？對其他地區又有何借鑒意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深圳前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籌建辦臨時黨委書記唐杰，他指出，深圳最大的經驗在于，30年堅持不懈地推進市場化、法治化。
從規模速度轉向質量效益
《21世紀》：深圳的GDP增速并不是近幾年最快的，卻是公認的轉型升級標桿城市，你如何總結深圳的經濟表現？
唐杰：對比幾年前，深圳的GDP增速在“十二五”期間跌掉了一半，但在速度下降中有效率的提升， 比較全國主要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和GDP的比值，深圳最低，大概是1塊錢投資拉動5塊錢GDP。其實這就是經濟新常態下的轉型，從規模速度轉向質量效益。
《21世紀》：從投資拉動轉向創新驅動，深圳創新產業的發展有什么可總結的經驗？
唐杰：首先，深圳金融體系發達，創業者能獲得足夠的支持；其次，它形成了細分化的市場，創業者并不是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第三，深圳正處在一個大企業逐漸剝離的階段，大企業員工成為創業主體，從而構成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一種互動。第四，深圳的知識產權保護是全國做得最好的，這是對創新的法律保障。
另外，深圳有著開放的創新體系。在走向數字化產業的過程中，大企業帶著越來越開放的要求。例如，手機開發模塊，是合作的中小企業在做改變，而不再是簡單的你設計、我生產的過程。中小企業要想保住華為供貨商的地位，靠的也是能夠跟上華為的創新步伐。
政府促進競爭
《21世紀》：很多人把深圳的成功歸因于它的開放性，目前很多城市的開放性也在不斷擴大，如何理解這種語境下的“開放性”？
唐杰：“開放性”其實可以這樣理解，當政府對企業有了支持意識的時候，開放程度是受限的。當某些大企業獲得若干定點支持、持續輸血的時候，它的創新能力是減弱的，并且會影響到其他競爭者。深圳恰恰是避開了這樣的風險，企業可以從政府獲得資源，但一定是通過競爭的方式。深圳創造了一個內生的由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成長模式。
《21世紀》：從政府側來看，深圳還做對了什么？
唐杰：深圳政府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是，創新和政府行為是分開的。在三十多年的發展中，深圳最大的經驗是堅持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向不動搖。
華星光電就是個最典型的例子，這是深圳歷史上最大的冒險行為。政府和TCL集團各出資一半成立這家公司，一旦虧損，政府承擔一半的風險；但成功達產后，企業必須在幾年內回購股份，政府全部退出。
當一個巨大的產業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時，政府做的事情就是減少風險，比如深圳政府建了若干重大實驗室，但絕對不會具體參與到企業的活動中，也不會點名指定誰來做某件事，以保持行業內的高度競爭性。
當然，當政府有更多資源配置權限的時候，企業可能會制造偽競爭，但并不是因此政府就完全不可作為。
深圳政府的做法實際上是在高度市場化、法治化的前提下對重大產業的前瞻。可以看到的是，深圳幾乎沒有“翻燒餅”的情況，每一屆主政官員更替，但重大的方針政策這么多年一直都延續下來。
這就是深圳長期堅持的科學決策原則，每一屆政府官員的方案一定是依賴長期不斷的研究、高度專業化的流程，包括前面所說的華星光電項目，這是其他很多地方看不到的深圳經驗。
深圳要抑制“泡沫化”危機
《21世紀》：當前深圳面臨的主要問題或挑戰是什么？
唐杰：雖然創新在不斷涌現，但新產業對于華為、中興這些二十多年前出現的產業還遠遠沒到替代的程度；大量傳統、落后的產業仍然存在，占據大量的土地，這直接拉升了深圳的成本。
隨著房價、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會對人口集聚形成障礙，提高創新成本。所以當前的發展中，深圳有沒有可能泡沫化？完全有可能，當成本上升速度遠遠超過創新的增長，泡沫就會出現，這是日本的前車之鑒。
要抑制泡沫化，深圳要靠走出去打破行政化的邊界，它的能量已經超出了2000平方公里所能承載的。
當前的上海值得學習，它在長三角區域修橋修路，形成連續的空間，讓一些產業能夠走出去。深圳也需要把經濟影響力和輻射力擴大，這涉及制造業離開大城市的問題，但城市化的過程一定是核心大城市第三產業化的過程。
(原標題：專訪深圳前副市長唐杰：深圳經驗：市場化、法治化為核心 開放的創新體系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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