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量化標準是:中產階層成員的收入在各地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與平均值的2.5倍之間,即從全國層面看,2013年勞動者個人年收入在6萬至15萬元或家庭收入在8.5萬至22.5萬元,家庭人均住房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及以上且另有一定數量金融資產者,就可以認為進入了中產階層;而按照以上定義,蘇海南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并參考一些研究機構對居民家庭收入調查數據測算得出:目前我國中等收入勞動者有1.6億多,約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7.7億的20%;加上其贍養人口合計約為2.4億人以上,約占全國人口總數13.67億的18%。當然,今年已經進入2016年,上述收入和財產標準區間也應適當提高,中產階層人數和比重也可能會有所變化。
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當今中國,大家談論比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國家人均GDP始終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區間而不能增長到12000美元之上,從而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當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帶來的挑戰還沒有厘清,“中產收入陷阱”這一新概念又“橫空出世”。
李稻葵,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日前他撰寫的《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一文,引發廣泛關注。
李稻葵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產收入陷阱”值得警惕,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他甚至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中產收入陷阱”的端倪。
比如,“最近以來,我孩子的一些同學的家長在忙著辦移民,他們擔憂的是孩子們不能適應中國高度競爭的中小學教育;我周邊的不少朋友,由于擔心空氣質量對子女健康的影響,也選擇了出走;還有一部分家庭,擔心未來難以支付高額的醫療、養老費用,決定移民到澳大利亞等公共衛生體系比較健全的國家。即便那些還沒考慮移民的中產朋友,碰到我經常問的問題也是:人民幣會不會長期貶值,家庭資產如何轉移到國外。凡此種種現象,無非集中反映了中產階層的焦慮。”
在李稻葵看來,中產收入階層的焦慮,來自高稅負下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的憂慮,來自不斷攀高的房價和教育、醫療、養老的高成本。更為嚴重的,“中產收入陷阱”會導致國家喪失社會政治發展的穩定器,導致國家遲遲不能邁入成熟穩定的社會政治發展階段。
如果李稻葵所言“中產收入陷阱”成立,無疑,中國將面臨一個艱難的坎兒。
但是,在蘇海南看來,是否會陷入“中產收入陷阱”,要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層次綜合配套改革的進展。如果改革力度不大、決心不大、措施不落實,“中產收入陷阱”是有可能出現的。 “當下最要緊的問題是,中產階層的比例還明顯偏低,首先要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現狀,努力擴大中產階層的比例,接下來,才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產收入陷阱’”。
到2020年,我國中產階層有望達4億人
目前我國中產階層比例僅占總人口的18%,當下首要問題,是要擴大中產階層的比例。
而擴大中產階層比例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建設的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取得好的效果,確立目標至關重要。
蘇海南認為,可考慮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勞動者總數增加到2.7億,占比提高到30%以上;加上其贍養人口,中等收入群體增加到近4億,占屆時全國人口總數的28%以上。到本世紀中葉,可設定目標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發展成為中產階層,其總數提高到9.6億人以上,占屆時全國人口總數的70%左右。
按照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也就意味著,未來4年,通過改革和保持全國經濟增速年均不低于6.5%,有希望將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2013年底的1.6億人左右,擴大到2020年的2.7億人,7年擴大1.1億,每年擴大約1600萬,加上其贍養人口,中產階層將由2013年的2.4億增加到近4億。
要達到預期目標,必須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層次綜合配套改革。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兑庖姟访闇始寄苋瞬?、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基層干部隊伍以及有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等增收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七大群體,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發展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推出差別化收入分配激勵政策。另外,為保證七大群體激勵計劃落實推進,《意見》也提出了六大支撐行動。
“如果能夠將2013年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今年剛出臺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實好,同時把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乃至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堅定不移、有條不紊地抓緊、抓落實,擴大中產階層的目標有望得到實現。”蘇海南對此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