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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霍安治

茶是中國最重要的外銷商品，明清時恒占出口總值約半數(shù)，極盛時達到70%。然而，華茶出口于20世紀初突然崩落。到了1930年代，外銷只占出口總值3%，洋茶甚至反過方向入侵內地。

一般商品出口，只是賺點外匯，華茶的出口卻賺來全國所需的貨幣“流動性”。中國本地白銀產量極少，千百年來使用銅錢交易，大宗貨款只能把銅錢串成沉重的吊錢。到了明穆宗弛海禁，海路商道開通，歐洲商人為了買中國的絲綢與陶瓷，不惜以大帆船滿載白銀，橫越太平洋來做生意。歐洲人源源運來白銀，數(shù)量之多，竟為中國創(chuàng)造了新式貨幣。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只是絲綢與瓷器的貿易額有其上限，明季經常出現(xiàn)因為白銀不足、通貨緊縮引發(fā)的經濟危機。到了清康熙三年（16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將華茶引入歐洲市場，引起消費旋風。中國茶迅速成為歐美人民日常必需品，取代了絲綢與瓷器，成為中國第一外銷出口商品。茶葉帶來數(shù)量龐大的白銀，自此國內流動性充足，成為康雍乾盛世罕為人知的重要支柱。

到了18世紀工業(yè)革命，歐美各國消費力增加，華茶銷售屢創(chuàng)新高。英國成為華茶最大的消費市場，年出口量常達30余萬擔。1842年五口通商，銷量繼續(xù)飆增。1880年代，華茶達到外銷黃金期，年出口額超過200萬擔。

西班牙雙柱洋、荷蘭馬劍洋、英國站人洋、法屬安南坐人洋、墨西哥鷹洋、法國雙鷹圓銀餅……為了便利到中國買貨，歐美各國以銀元形式向中國輸出大量白銀。即使不常用銀幣的國家，也要特鑄“貿易銀元”，向中國買茶葉。眼巴巴鑄銀元送來中國買茶，也不是件容易事。美國鑄造“遠東貿易銀元”，俗稱”蓬頭”，數(shù)量太少，于1877年銀價波動之中虧損不堪，只能停用，繼續(xù)吃虧向英國商人買轉口的華茶。

只有中國的水土才能種出好茶，但歐洲列強不甘白銀無限外流。華茶的最大市場英國，于1880年代起大力推動印度與錫蘭種茶，20年有成，到20世紀初，英國人已改喝阿薩姆與立頓紅茶。日本、荷蘭與法國爭相跟進，華茶迅速邊緣化。在華茶外銷最高峰的1886年，出口量221萬7295擔，到了1933年只剩69萬3757擔，僅有高峰時之1/3。1934年，美國白銀政策將全球大蕭條轉嫁到中國，華茶出口量只剩30余萬擔，即將全毀。

在這危機時刻，中央政府成立祁門茶葉改良場，欲以一場之力，作為華茶的復興基地，居然產生奇效。

華茶外銷的全面崩潰

歐洲列強以殖民地茶取代華茶，經歷了百余年的長期實驗。歐洲人投入了難以計數(shù)的巨大資本，失敗無數(shù)次，卻也摸索出一套由生產、制茶到銷售的有效方式。這從而發(fā)揮托拉斯的不均衡力量，重擊華茶，奪占了歐美市場。

英國東印度公司打響了華茶在歐洲的銷路，也握有壟斷性的華茶貿易專利權，專營長達半世紀。中國茶業(yè)賺到足以使國內金融順暢流通的流動性，東印度公司也累積起富可敵國的財富，引起英國政府警惕，于1833年取銷華茶貿易專利權。東印度公司不甘失敗，決定自行生產茶葉，奪取華茶市場。

茶是中國的特產。中國人種茶3000年，種植經驗難以直接復制。被英國趕出中國貿易市場的荷蘭商人，首先在種茶上栽跟頭。172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采購大量茶籽到爪哇栽種，慘遭失敗。100年后，荷屬東印度政府再起爐灶，于1825年在爪哇種茶樹，由德國博物學家西博德（Von Sicbold）主持。西博德是荷蘭長期派駐日本的間諜，他使用低劣的日本茶種，勞而少功，這一拖又是40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吸取荷蘭的失敗經驗，選用中國茶種，自1834年起于印度發(fā)動大規(guī)模種茶，由印度總督卡文迪許-本廷克（Cavendish-Bentinck）親自主持。他成立茶業(yè)委員會（Tea Committee），全面調查印度具有種茶潛力地區(qū)，決定于潮濕溫暖的阿薩姆邦投入巨資，建立種植基地。他而后大手筆收購中國的茶樹與茶種，重金招募中國制茶工人，從無到有一舉復制整個茶葉產業(yè)鏈。他更看準中國茶葉鏈的嚴重缺陷，精準出拳。

中國的茶葉產業(yè)鏈的嚴重缺陷，在于資金不足，由茶農、茶廠到茶商，環(huán)環(huán)都是財務吃緊的小戶。產區(qū)茶農守著十數(shù)畝山地茶園，小戶經營，資金微小，無力創(chuàng)造改良。自家土法晾曬烘炒，制成毛茶，制程千百年不變，出售給茶廠加工，更常遭到公開欺詐。

司馬秤1斤16兩，茶廠收購的大秤1斤常超過30兩，茶農實際得賣2斤茶，才能賺得1斤錢。只是茶農必須忍耐，因為農家常得向茶廠借貸融通，才能應付采茶制茶的成本。制茶的茶廠與中介售茶的茶行同樣是小本經營，財務壓力大。加工而成的精制茶，出售給商埠茶商，也得被茶商扣秤扣款剝一層皮。

最難堪的是，中國的出口茶商普遍未曾出國實地調查市場，不愿自行發(fā)展出口業(yè)務，只知將茶運到各大商埠賣給洋行，對歐美市場狀況茫無所知。行情價格由洋行說了算，實際售貨更有無數(shù)陋規(guī)。“吃磅”按例60磅只按57.5磅付錢，“貼息”慣例貨款1000兩現(xiàn)扣5兩，再加上“樓磅”、“打包”、“修箱”等大量雜費，還得付回扣。

產業(yè)鏈的層層剝削，使華茶的生產難以擴張，加工難以機械化，銷售更受控于人。英國東印度公司是華茶專家，深知各個環(huán)節(jié)缺陷，更能全面掌握歐美市場商情變動。英國一旦自有茶園，就能精確穩(wěn)狠打垮華茶。

東印度公司在阿薩姆全新打造的托拉斯式茶產業(yè)鏈，環(huán)環(huán)針對中國茶業(yè)的缺陷，進行無情猛攻。英國人更能因應歐美市場波動，即時調整供銷。茶業(yè)專家吳覺農與胡浩川感慨分析道：“印度植茶之動機，既與我國大異。故其茶業(yè)組織亦興我國大不相同。印度茶業(yè)的細胞單位為茶園，大都為公司性質。自栽培制造以至整批販售，皆一手包辦。無中間商人額外剝削等事。主權統(tǒng)一，指揮自易。主持者有科學常識，了解世界茶業(yè)大勢。故一方面能接受新的知識，不絕的改良與研究，一方面又能節(jié)制產量，謀供求的適應。”

阿薩姆紅茶于1838年首次向歐洲輸出，市場投放精準，大受歡迎。1874年，東印度公司解散，各路英國商人涌入印度搶辦茶園。為了加強競爭力，印度各茶園于1881年成立印度茶業(yè)聯(lián)合會（Indian Tea Association），斥資開辦多處茶葉試驗場，全面研究茶產業(yè)的提升之道。由茶葉的品種、品質、收獲量、抵抗力、剪枝、施肥到病蟲害防治，均進行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化研究。

托拉斯以科研推動產業(yè)進步的同時，還要籌集巨資攻占市場。1903年，印度各大茶園呈請印度總督組成茶稅委員會（The Tea Cess Committee），對自己開征沉重茶稅，用于打廣告開辟市場，尤其是英國商人尚未控制的美國市場。

精明的廣告商制作印度地圖形狀的標語，在美國大街小巷到處張貼。廣告商于美國報章大登廣告，利用播音展覽熱鬧促銷，更利用精明的軟性廣告，到各個婦女烹飪學校開課教育煮印度紅茶的方法，直攻核心消費群。

印度茶銷售猛爆增長。1901年，印度茶銷量已經超過華茶。華茶的英國市場幾乎全部丟失，美國市場搖搖欲墜，新的競爭者也一窩蜂冒出頭來。

錫蘭原本是種植咖啡的殖民地。1869年，全島咖啡鬧災，咖啡園仿造印度經驗去改種茶樹，政府投入重金推動科研，開征重稅推廣貿易。目標市場，指向英國本土以外的南非、加拿大與美國。錫蘭占地利之便，由哥倫布港出海，經蘇伊士運河至倫敦，海運費用遠比華茶低廉。

荷屬東印度也再次活動起來。1870年，爪哇茶園放棄低劣的日本茶種，改種阿薩姆茶，不但模仿印度與錫蘭經驗，重金投資科研與宣傳，更加強機械制茶，迅速開辟一方市場。

日本三島窮山惡水，種不出好茶，卻也厚顏加入戰(zhàn)局。1884年，日本政府模仿印度經驗，設立“茶業(yè)組合”，與茶相關的商號全體強制加入，征收重捐用于宣傳，以美國為目標市場。

只是日本紅茶成本偏高、質量太差，無法競爭，只有綠茶還能依靠茶色鮮綠爭市場。1897年，美國政府頒布《粗惡茶輸入禁止條例》，對普遍染色的中國綠茶進行禁運。只是中國茶商缺乏國際資訊，對禁令一頭霧水，不知改善應變。日本茶業(yè)卻在第一時間抓住機會，投入重金在美國大肆宣傳，批評中國綠茶染色，宣揚日本綠茶不染色。就這樣，日本一口鯨吞了美國的綠茶市場。

華茶的最后市場，在法屬北非。法國政府也注意到法屬安南的種茶潛力，由各國家銀行籌集1億5000萬法郎的巨資，聘請爪哇茶葉試驗場場長擔任顧問，在安南開辦機械制茶場，要奪回北非市場。

低價紅茶的競爭

1935年，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對華茶外銷進行全面評估，盱衡全球市場，只覺滿目蕭然。“安南的紅茶輸出漸漸增加，日本的綠茶又多方占奪蘇俄及北非洲等處的華茶市場。印度、錫蘭、爪哇、蘇門答臘等地的紅茶，已在英國及歐澳等處排擠我國紅茶到不堪比較的地步，近又在美洲各處，開始向綠茶作總攻擊。”報告里哀嘆，“華茶在這四面楚歌中，前途沒落，恐怕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歐美市場消費力大跌，卻讓急墜直下的華茶得到喘息之機。因為歐美老百姓買不起好茶，改喝低檔廉價的紅茶，不講茶味，只以數(shù)量滿、重量重為目標，俗稱“泛濫茶” （Filler or make weight）。

茶葉經發(fā)酵加工稱紅茶，未經發(fā)酵稱綠茶。發(fā)酵使茶性溫和，降低刺激性，卻變化了茶味。若變化出獨特風味，茶價更上檔次，但大多數(shù)紅茶變化后茶味減淡，直接品茗不如綠茶，因此低廉出售，作為食物。海運歐美，加糖加牛奶，成為下午茶；陸運草原沙漠高原等缺乏蔬果地區(qū)，制成磚茶，配酥油作為替代蔬果的食品。

在中國，低價的紅茶主要來自兩湖，是出售大西北的主力。兩湖茶以湖南安化的黑茶為大宗，黑茶是后發(fā)酵茶，一般不直接飲用，而是踩碎后制成茶磚。

在光緒年間，安化黑茶每年運銷西北2000引，相當于12萬余擔。茶船入洞庭、進漢水，于龍駒寨上岸換駱駝，到陜西涇陽壓成茶磚，運到蘭州向各方轉銷。來自兩湖的運茶駝隊不但供應大西北，更出口俄國，年銷量達10萬普特（2萬7700擔）。一戰(zhàn)前后，俄國的磚茶需求量大增，每年出口俄國的數(shù)量多至60萬擔，少亦10余萬擔，一度占出口總額的60%以上。

因此，華茶雖然失去了歐美市場，出口數(shù)據(jù)卻未見顯著下跌。到了大蕭條期間，兩湖廉價紅茶也受到歐美市場歡迎。然而，種不出好茶的日本人，盯上了這片“泛濫茶”市場。

日本缺乏適合種茶的高山，茶園高度多在200米以下，茶味太差，發(fā)酵為紅茶更是難喝，原本是全無市場的。日本只能一心發(fā)展綠茶，模仿各種中國品牌好茶，打出不染色招牌。日本先由珍眉、針眉、珠茶等國際品牌下手，奪取歐美市場。

“九·一八”后，日本又假造龍井、大方、毛峰等內銷品牌，于東三省銷售，強迫東北同胞喝假茶。只是假品牌缺底氣，日本急切開發(fā)新市場，見到泛濫茶商機就馬上全力出擊，把他們難喝的紅茶推上外銷市場。

泛濫茶不重茶味，只重廉價。而不重茶味的消費者，總是以外觀決定是否購買，中國紅茶卻是貌不驚人的茶磚。日本抓住消費者心態(tài)，以機器制茶，力求外觀整齊，包裝精美。而且不直接上架面對消費者，而是鎖定英美的茶商為銷售對象。

出售泛濫茶的茶商，只要求分量多、重量足，因此普遍將廉價茶摻入高價茶，達到以次充好的蒙混目標。日本茶商的主要目標，就是讓歐美茶商以品質優(yōu)良卻價格高昂的阿薩姆、立頓與爪哇紅茶為底，混入日本的低劣紅茶。只要不混出怪味，雙方都能蒙騙賺錢。日本茶葉整齊美觀，混入好茶葉里可以輕松蒙騙消費者。雙方黑心商人一拍即合，日本紅茶果然成功打進歐美市場。

“日本因品種之關系及摘采時期之過短，中等以上之紅茶，尚難出產。過去一二年來，英美各國需購較低等級之紅茶，以事調劑。我國兩湖低級紅茶，因之近來略有銷路。日本即利用此項時間，制出低等紅茶，以應市面上需要。”全國經濟委員會調查報告，揭露了日本低劣紅茶在消費者不知不覺之間無端躥紅主因。

“雖品質欠佳，因屬于改良機制及形整價廉，以之攙入印、錫及爪哇之紅茶中，頗為適宜，乃為英美茶商歡迎，而得大量之推銷。最近其國立茶業(yè)試驗場，且新購印度之大機械以事試驗，蓋希望能制造更優(yōu)秀之紅茶以利推銷也。”

華茶的復興基地

“當時我國茶業(yè)尚乏整個計劃。茶區(qū)散在各地，茶園零星。農民植茶，采摘后用手工焙制，上海茶莊到地收購，亦有透過錢莊放款預約收購，類如放青苗錢，重利剝削。”

1934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農業(yè)處，負責整理全國農業(yè)。處長趙連芳將華茶列為搶救第一順位。他指出，華茶節(jié)節(jié)落敗的根本原因，在于產業(yè)鏈各環(huán)都是小本經營，力量零散。英荷法日卻是托拉斯經營，資本巨大，力量集中。要拯救華茶，必須一口氣改造整個生產、制造、銷售產業(yè)鏈。

只是當時國家財力有限，無力與托拉斯正面對戰(zhàn)。趙連芳巧妙出手，以多快好省的捷徑，建立了華茶的復興基地。

沿閶江流域出產的祁門紅茶馳名全球，當華茶兵敗如山倒之時，“祁紅”一枝獨秀，每年保持4萬到5萬擔出口量。這是因為祁紅具有無與倫比的特殊味香，是高檔茶葉的經典風味。因此，刻意抵制華茶的英國茶商仍需購買祁紅，混入阿薩姆紅茶與立頓紅茶之中，才能使印度與錫蘭茶產生高雅風味。

趙連芳決心由祁門出發(fā)，將祁紅產區(qū)改造成模范茶區(qū)，而后推動茶業(yè)產、制、銷一元化，一舉將祁門經驗拓展到全國茶區(qū)，反攻全球市場。1934年7月，全國經濟委員會、實業(yè)部與安徽省政府協(xié)力成立祁門茶葉改良場，以專家胡浩川與吳覺農聯(lián)手經營，建設華茶的復興基地。

祁門改良場對茶樹育種、栽培、農場管理與制茶各環(huán)節(jié)，展開細膩研究。結果是種植新式茶園562畝，并成立機械制茶的初制工廠與精制工廠，將生產與制茶工藝一舉提升到英荷競爭對手層級。

19世紀描繪中國制茶過程的版畫，英國維爾康姆圖書館館藏。

而后，祁門改良場由金融著手，解除小戶經營的財務壓力。當時，銀行界普遍不樂意放農業(yè)貸款，趙連芳爭得觀念新穎的上海商業(yè)銀行老板陳光甫合作，開辦農村茶葉產銷合作社，以上海銀行界資金挹注茶農與茶廠。合作社營運兩年，停虧轉盈，成為賺錢生意。交通銀行與中國農民銀行雙雙參加，為華茶改良扎穩(wěn)資金的馬步。

生產改用科學方法，制茶改為機械化，資金流順暢壓力小，茶農茶廠干勁大增。苦干兩載，祁門茶場的“改良機制紅茶”突破洋商抵制，在上海出口市場銷售火熱，售價一飛沖天，突破傳統(tǒng)紅茶的價格頂盤。

祁門改良場為生產與制茶建立了成功典范。胡浩川與吳覺農信心大增，聯(lián)手撰成巨作《中國茶業(yè)復興計劃》，熱切提出拯救華茶主張。

“各國的茶業(yè)所以能夠發(fā)達興盛，實因組織完善，有通盤計劃。農、工、商三部一氣呵成，休戚相關，各盡其能。故栽培合理則產量增加，科學制造則成本減輕，市價平穩(wěn)乃有固定的主顧與銷路，再加以不絕的宣傳推廣，乃得逐漸的擴充。”

與此相比，中國的茶產業(yè)鏈是一盤散沙，不堪一擊。《中國茶業(yè)復興計劃》作對比：“反觀我國，則粗制濫造，摻假作偽，輾轉經手，剝削重量，品質既劣，成本又高，初則居奇高抬價格，待到銀根緊急，便都競爭著去貶價出賣。外而失一部份固定的主顧與銷路，內則使茶農茶商不能確定成本，以致盈少虧多。漸漸都弄到破產，在知識及能力上毫無改良進步的決心，怎能與組織完善的國外茶業(yè)界去競爭？好像似烏合之眾，遇到了有組織的軍隊，自然要一敗涂地了。”

兩位專家大力提倡，成立類似印度茶業(yè)聯(lián)合會與日本茶業(yè)組合的茶業(yè)領導機關，管理整個產制銷產業(yè)鏈，更要統(tǒng)一外銷，與英荷法日托拉斯競爭。如此主張，將一舉砸毀所有外銷茶棧茶商與洋行的飯碗，引起業(yè)界巨大反彈。

印度、錫蘭與荷屬東印度的茶業(yè)從零做起，易于成立托拉斯。日本茶質太差，單打獨斗無法爭到外銷訂單，才自愿服從茶業(yè)組合號令。而中國茶業(yè)源遠流長，產業(yè)組織錯綜復雜，各路茶商自有本領，當然不樂見官辦托拉斯。

直到抗戰(zhàn)前夕，外銷托拉斯計劃才得以實現(xiàn)。1937年5月，實業(yè)部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國茶葉公司，官股由浙皖贛閩湘鄂六個主要產茶省份的建設廳認購，商股則廣邀上海茶商加入。

中國統(tǒng)一號令，準備與列強的托拉斯組合正面決戰(zhàn)。只是兩個月之后，抗戰(zhàn)爆發(fā)，出口戰(zhàn)大計煙消云散。

華茶支援抗戰(zhàn)

抗戰(zhàn)軍興，華茶出口停擺，“中國茶業(yè)復興計劃”擱淺。然而，中國茶已經枯木逢春，重現(xiàn)生機，更有力地支援了抗戰(zhàn)。

祁門改良場的驚人成功，打動了各地茶農。各大產茶區(qū)接受了機械制茶等新理念，紛紛辦起茶葉改良場，迭創(chuàng)佳績。

在安化，湖南省茶事試驗場場長馮紹裘親自設計“紹裘式揉茶機”與A型烘干機，推廣使用，大幅提升產量與質量，安化黑茶售價也越喊越高。實業(yè)部進而投資成立紅茶機械精制廠，機械化制茶已成潮流。

在浙江的主要茶產區(qū)平水鎮(zhèn)，當局設立平水茶葉指導所，大力推廣機械制茶，狠抓出口質量，大獲成功。建設委員會經濟調查所現(xiàn)場考查，大感振奮：“夫國際市場之華茶主角，本系祁門之紅茶與平水之珠茶，今兩者均有具體之計劃以改良推進，則前途希望，當有一線曙光。亡羊補牢，或足以挽狂瀾于既倒也。”

華茶最重要的工作，還是救國。抗日急需軍火，當局與蘇俄簽訂易貨貿易協(xié)定，以中國商貨換取蘇俄軍火，有力支撐對日作戰(zhàn)。在對俄易貨的商貨中，華茶占重要部分。當局對國內茶葉進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不但維持了茶業(yè)生計，更延續(xù)戰(zhàn)前政策，繼續(xù)改良華茶。

戰(zhàn)時統(tǒng)購統(tǒng)銷最初由貿易委員會負責，1939年底改由中國茶葉公司接辦。收購茶葉，發(fā)放茶貸，更訂定三等三級五分評價制度，不但有力提升易貨物資品質，更為戰(zhàn)后出口打下品質基礎。

抗戰(zhàn)時期，日寇盡情摧毀淪陷區(qū)茶業(yè)。但由祁門紅茶場播下的新式產制銷模式，已經徹底改變茶產業(yè)，更激起茶商甩開洋行自行開發(fā)出口市場的雄心。抗戰(zhàn)勝利后，各路茶商趕到沿海商埠大膽創(chuàng)業(yè)。原本茶業(yè)全毀的上海，一口氣冒出108家出口茶商。

此時的茶商，已經有自行經營國際市場的決心。他們越過洋行，深入歐美市場，自行開發(fā)出口業(yè)務。在1947年，他們成功反攻嚴格抵制華茶的英國市場。出口華茶的34%輸出英屬印度進行重制，17%輸出英屬埃及轉銷北非，15%輸出英國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