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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正在趕超中國?1990年代以來，西方政界、輿論界一直熱衷于討論這個話題。去年、今年印度賬面經濟增長率略超中國，再度提升了這個話題的熱度，也使得更多的中國企業將眼光投向印度市場。

面對這樣一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不可忽視的國家，面對這樣一個先進與落后并存、潛力與劣勢都相當突出的國家市場，我們該怎樣評判其經濟增長潛力?怎樣開發這個市場及發展經貿?

但在中長期內，由于基本國情等因素，印度經濟不可能趕上中國。

從全局來看，作為初級產品凈進口國和持久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國，印度長期受困于“保增長”與“抑通脹”無法兼顧的窘境;當前的初級產品熊市給印度創造了一個緩解上述困境的機會，加之中國經濟集中遭遇人口結構老化、產業結構升級調整、資產泡沫膨脹等問題，在當前和未來數年，印度經濟增長率有可能保持在與中國相當甚至略有超過的水平，從而縮小與中國經濟的差距。

初級產品熊市緩解印度“保增長”與“抑通脹”無法兼顧困境

印度為什么長期陷于“保增長”與“抑通脹”無法兼顧的困境?是因為該國獨立以來經常項目收支赤字持續數十年，除1970年代的兩年之外，每年貿易收支都是逆差，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沒有根本扭轉的希望。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急轉直下、國際市場參與者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看空情緒高漲、市場參與者紛紛逃向美元之時，這類存在持續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備受困擾，虛弱的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將給市場參與者創造看空其本幣匯率的理由，從而抽逃資本，進而形成“資本外逃——本幣對美元匯率貶值——資本加劇外逃”的預期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

倘若該國資本流入以波動性較高的組合投資流入為主，這種惡性循環和波動就會更加劇烈。由于該國本幣匯率對美元大幅度貶值，即使此時國際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其國內以本幣計價的這些投入價格也依然如故地堅挺，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此時，該國央行就不得不直面“保增長”與“抑通脹”之間的激烈沖突。

更糟糕的是，為了避免陷入國際收支危機、進而引爆全面的貨幣金融危機，這樣的國家還往往不得不選擇維持高利率、高準備金率，甚至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以吸引組合投資流入，而顧不得此舉將對實體經濟部門產生何等慘重的殺傷力。這就是前幾年乃至新世紀初10余年間印度宏觀經濟管理面臨的困境。

相反，中國在1990年代初開始了持續的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扭轉了長期以來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局面，不存在印度這樣的困擾，在兼顧“保增長”與“抑通脹”方面比印度要主動很多。但自從2012年以來，國際初級產品市場逐步轉入熊市，印度面臨的上述困擾大大減輕，中國相對于印度經濟的這一優勢相應顯著削弱。

我整理世界經濟史總結，初級產品市場行情變動通常是10年牛市跟隨10—15年熊市，這就意味著在直到2022年乃至2027年的這段時間里，中國經濟相對于印度經濟的這一優勢都會相對削弱。加上其他有利因素共同作用，在這個有利時期，印度經濟體量有望縮小與中國的差距。當前印度經濟規模是中國的1/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2014年中印GDP規模分別為104307億美元和20426億美元，2015年分別為109828億美元和20907億美元，預計2016年分別為113830億美元和22889億美元。如果印度做得好，未來一段時期將其經濟規模從中國的1/5提高至中國的1/3乃至一半左右，是有可能的。

印度經濟社會長期發展面臨不可逾越障礙

然而，從中長期來看，印度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構成了該國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某些國內外輿論廣泛宣揚的印度經濟“優勢”也存在很大水分(典型如其“人口紅利”)。因此，印度經濟雖然有希望縮小與中國的差距，但無法趕上中國。

在直觀的層次，土地制度和征地困境、稅制導致國內市場分割、勞動法導致勞動力市場僵硬，被國內外商界視為妨礙印度經濟增長三大體制癥結。

一個發展中國家倘若征地過于煩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將形成“征地煩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非農就業機會少——農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補償要求更高——征地更加煩難”的惡性循環，一國經濟增長的果實中被食利者群體攫取太大份額，整個國家深陷泥潭無從實現起飛，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陷入這個泥潭。

民族、語言、文字高度不統一本來就從根本上大大降低了印度國內市場的統一性，其邦際貿易還要額外征稅，效果類似國際貿易進出口關稅，結果就是印度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統一的國內市場，而近似多個國家市場的集合，從而大大削弱了印度作為大國本來可以具備的國內市場規模經濟等項優勢。

印度的勞動法過于僵硬，至遲從二戰以來，員工人數超過100人的企業解雇員工就需要報請政府審批，導致其勞動力市場極度缺乏彈性，也人為抬高了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減少了其就業機會。

上述三大問題對印度經濟發展的阻礙極為顯著?？梢匀ツ陜扇f五千名印度農民向總統慕克吉請求準許自殺事件為例。此事起因于近20年前馬圖拉(Mathura)戈庫爾攔河壩淹沒的700英畝土地，11個村莊的農民從1998年起要求補償，但一直未能取得進展。2015年8月8日，當事農民致信慕克吉請求“賜死”。事情鬧到兩萬五千名當事農民請求總統“賜死”的地步，毫無疑問有令人同情之處;但對于企業來說，計算一下這些土地的補償標準，與人口相當或多得多、人均收入水平高得多的中國地方比較，就知道印度征地補償成本何其高昂;再考慮到區區700英畝征地就能鬧出17年的麻煩，隱性成本更難以估算。

我整理計算了下，這個戈庫爾攔河壩項目位于印度比較貧窮的北方邦鄉村農地，離縣城13公里，征地補償標準達到了人民幣185628元/畝。相比之下，中國武漢市2014年常住人口等于馬圖拉縣5倍，中心城區常住人口等于馬圖拉市14倍，人均GDP超過印度10倍，把戈庫爾攔河壩項目征地補償標準放到武漢市，在2014年武漢市征地區片6檔綜合地價中高于第五檔，低于第四檔，屬于緊鄰市區農地的征地補償標準。

再與長三角地區相比。蘇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2013年就已經超過上海，躍居全國第一;由于中國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這意味著蘇州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城市。常熟市是蘇州下轄縣級市，人口150萬，市中心距上海市中心車程僅約100公里，擁有世界最大羽絨服公司波司登集團等一批優質企業，人均GDP相當于印度的十四五倍。要建設馬圖拉戈庫爾攔河壩這樣的項目，我根據當地政府公示材料計算，土地補償費、青苗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三項合計，征地總成本為1.7757284億元，相當于印度馬圖拉戈庫爾攔河壩征地索償總額(7.888億元)的22.5%。

而且，征地成本高昂、征地極度煩難，在印度并非孤例，而是數十年來的普遍現象，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1萬千瓦裝機容量、移民2845戶的達姆布爾水電工程(the Dumbur Hydroelectric Project)要耗費足足9年方才建成，還引起延續數十年之久的動亂;到本世紀浦項制鐵、安賽樂-米塔爾公司(ArcelorMittal)在印度投資項目因七、八年時間也無法完成征地而被迫取消，都表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安賽樂-米塔爾公司在中印兩國投資項目實施效率天淵之別，充分暴露了征地環節對該國效率的影響之大。

2014年6月，我在華菱安賽樂米塔爾汽車板有限公司考察時，米塔爾方面向該公司派出的印籍總經理告訴了我這家世界最大鋼鐵企業如何在其老板的母國“走麥城”。2006年，米塔爾集團與印度政府簽署建設千萬噸級鋼廠的協議。但經過7年折騰，只有卡納塔克邦一個候選地大致確定了用地，鋼廠所需的焦炭、基礎設施都沒有著落，另外兩個候選地奧里薩邦、恰爾肯德邦更是沒有一項能夠確定。面對這種局面、這種效率，米塔爾公司不得不于2013年宣布放棄印度建廠計劃。

同樣是安賽樂米塔爾公司，與華菱鋼鐵(000932,股吧)股份有限公司合資的華菱安賽樂米塔爾汽車板有限公司是中國名列前茅的高檔汽車板材生產基地，2008年雙方簽署合資建廠協議，2010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準通過，2011年與湖南婁底市政府簽署協議，2012年6月開工，2014年6月投產。我赴該公司考察時正值投產當月，該公司印籍總經理對中國的效率頗多贊譽，實屬當然。

印度社會風險不可低估

在更深的層次，印度存在民族、宗教、種姓、階級等各類尖銳矛盾且錯綜復雜，這一方面嚴重損害了印度國民的幸福感，以至于印度國民自殺率顯著上升;另一方面在印度國內制造了層出不窮的暴力沖突乃至武裝斗爭。

自殺率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一國國民幸福感，進而反映該國各類社會矛盾激烈程度及其變化趨勢。令人怵目的是，自1991年全面啟動經濟改革以來，印度自殺率明顯上升。

2011年，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抑郁癥統計數據，稱36%的印度人“抑郁”，在受調查的18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榜首，一時令印度各界為之震驚，迅速予以否認。但印度自己的官方統計顯示，其自殺人數確實顯著增長。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2011年度事故死亡及自殺報告》數據，1967—2011年間，印度自殺死亡人數從38829人一路上升至135585人，自殺率從7.8/100000上升至11.2/100000。1980年代之前，印度每年自殺率較少達到8/100000，僅1970年一年出現過9.1/100000的峰值，1979年和1981年都只有5.9/100000。1991年全面啟動經濟改革當年，印度自殺率突破9/100000達到9.2/100000，1997年突破10/100000，1999年突破11/100000，近些年一直保持在11/100000以上。

此項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無論是地理環境還是文化傳統，印度都不應該是抑郁癥和自殺大國。論地理環境，日照較少的北歐容易發生抑郁癥;論文化傳統，印度文化傳統素來以忍受現世不平和痛苦、專注來世而聞名，更不像東亞社會儒家文化氛圍下傳統上要求“天子死社稷”，并將屈原、張世杰、陳天華等歷代殉國志士樹為青史楷模而熱烈謳歌“難酬蹈海亦英雄”，因此在理論上有助于減少輕生行為。

自殺率和自殺人數持續顯著上升，充分表明該國經濟社會變動中大眾承受的痛苦之大。典型如引進轉基因棉花造成印度棉農破產和自殺潮。1995年以來，印度政府批準美國轉基因棉花進入印度市場，十余年來，開發生產轉基因棉花種子的美資孟山都公司和他們資助的少數“科學精英”雖然大發其財，但轉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誘人入彀和索取壟斷高價的商業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貸相結合，卻把千千萬萬印度棉農推向債務深淵和破產，不少棉農甚至被迫自殺。

更嚴重的是，印度民族宗教沖突橫跨邊疆和腹地，是全世界反政府武裝絕對數量最多的國家，每年與政府軍警交戰、發動暴恐襲擊次數數以千計。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我整理了印度官方統計數據后發現，不考慮內地恐怖主義組織發動的襲擊，2001—2012年間，印控克什米爾、東北兩地區和左派反政府武裝與政府軍警發生的沖突(戰斗)次數多年保持在4000場上下，多的年份甚至突破6000場;在戰斗沖突中死亡人數最高的年份超過4000人。印度國內反政府武裝問題之嚴重，連首都新德里的議會大廈等政治要害機關、經濟首都孟買等一線中心城市都一再遭受大規模武裝暴恐襲擊，孟買1980年代以來遭遇暴恐襲擊幾年前就超過了40次。這一切，同樣對印度經濟社會發展乃至國家統一構成了不可忽視的嚴重威脅。

鑒于印度是個缺乏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僅占全國人口46.3%，人口超過2600萬的大民族就有10個之多，印度斯坦族在經濟、文化、歷史榮耀等方面又并不具備全面優勢，其他民族中的不少人對印度國家認同淡漠。

印度“優勢”中的水分

與此同時，印度的一些廣受外界輿論宣揚的所謂“優勢”存在很大水分，典型如印度的“人口紅利”。

首先，印度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國民健康狀況不佳的結果，太多人活不到65歲的老齡人口界限。

其次，印度國民缺乏中國人民那樣普遍、深入骨髓的自我奮斗精神。

第三，印度教育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兩個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其人力資本將長期落后于中國。印度基礎教育遠遠落后于中國，眾所周知;在高等教育領域，由于對低種姓、少數民族等“弱勢群體”加分照顧太多太普遍，逆向淘汰問題嚴重。印度制度規定國立大學為來自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階層的中學畢業生保留22.5%的入學名額，政府還曾企圖將這一配額比例提高到50%，并從公立高校擴展到所有大學，同時將在中央政府和公營企業為落后種姓保留的就業崗位份額進一步提高到27%。這類本質上違背任人唯賢、因材施教原則的舉措自建國后實施三代人之久，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沒有改變希望，對印度人才培養負面作用日益顯著，還將加劇其國內社會裂痕，激勵分離主義。

除此之外，腐敗、投資不足、補貼泛濫等民粹主義經濟政策等問題也是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的軟肋。

印度改革關山難越

最關鍵的是，印度上述問題很多深深植根于印度土地私有制、司法體制、代議制民主政體、地方自治等基本制度，因此難以改觀。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我詳細分析了代議制民主政體激化印度民族宗教沖突、滋生和保護腐敗、激勵民粹主義經濟政策乃至損害教育的機制。特別是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強大教師工會”組合的環境下，印度政客們對教師們的曠工瀆職行為視若無睹，百般縱容，導致教師曠課成為印度基礎教育普遍存在的嚴重問題，因為邦立法者需要依賴教師工會拉選票，集中的教師工會有能力形成放縱、維護教師曠工“權益”的統一意志和行動，分散的學生家長們則幾乎不可能單單為此形成統一的意志和集體行動，學生則沒有選票。為此，立法者常常賄賂地方督察官員，讓他們對教師曠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在實行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且存在強大教師工會的國家中，這種問題并非印度獨有，從墨西哥到南非乃至英國，都存在這種教師工會帶領教師集體墮落的問題。

一國問題雖大，倘若能夠實施堅強有力的改革，也能夠解決。問題是，越是大規模改革越需要強有力的執政者，而印度政體本身最初設計構建就過度傾向分權，又遇上全球性的政府行為能力遭遇民粹主義削弱時期，要實施大規模深入改革，難乎其難。

面對次貸危機、國債上限之爭接踵而來的壓力和美國應對不佳的現實，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4月22日《紐約時報》發文，滿懷憂慮地質問：美國是否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即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

其實，這個問題在印度更加嚴重，由于不同利益集團都能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卻難以凝聚共識，印度政府決策特點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印度黨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發展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問題。

莫迪的印度人民黨大選時在人民院543個席位中贏得272席，改變了25年的“懸浮議會”格局，出現了20多年來未曾有過的過半數強勢中央政府，但這種“強勢”也僅僅是印度標準的“強勢”，人民黨連首都新德里的執政權都丟給了阿爾文德·凱杰里瓦爾及其平民黨，就充分暴露了莫迪政府行為能力所受的掣肘。莫迪力推的多項關鍵改革受挫，實非偶然。

直面印度經濟增長的機會與挑戰

印度經濟的增長給我們對外經貿帶來了新的機會，而面對印度力圖趕超中國的壓力，我們最關鍵的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尤其要防止自廢武功。在這方面，值得警惕的可能自廢武功的主要問題包括：教育和公務員考試中五花八門的加分政策、產業結構“去工業化”，等等。對此，我們要時刻保持冷靜頭腦，正視與尊重冷峻的客觀規律。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