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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加網絡詐騙，隨著智能手機技術的不斷發展，也異化出不同的技術形式，讓防范和打擊治理工作變得越來越復雜，而且呈現出案件高發的態勢。

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到2014年，因為電信和網絡詐騙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達到100余億元，而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竟然達到了222億元。初步統計顯示，該犯罪形式自發現以來，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下千億元。

這一犯罪形式已經引起中國高層的強烈關注，據了解，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內，至少有4名政治局常委對此做出過批示。

2015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23個部門和單位，聯合建立組成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作為上述聯席會議的戰果之一，日前，公安部發布A級通緝令，公開通緝10名特大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在逃人員。這是公安部首次大規模地對電信詐騙在逃人員進行公開通緝。

通觀電信網絡詐騙，網絡改號電話運營、違規出租電信線路、制作傳播改號軟件、偽基站的生產和使用、釣魚網站的開發和利用，正在成為典型詐騙犯罪的主要手段。這些手段也已經由以往單一的手段，演化為集成交互式利用。

詐騙用語也正由“猜猜我是誰”、“我是你領導啊”、“恭喜你中獎了”、“我是房東啊”等泛化內容，向更貼近用戶個體使用情況的特有針對性方向發展。

掛失后又被盜刷的銀行卡

“尊敬的客戶：由于您的賬戶未核實，現已限制賬戶支出功能。請速登陸我行ccbc.cbcin.cc進行登記錄入。”

最近，河北省石家莊市民陳衛江的手機突然收到了這樣一條顯示發自中國建設銀行95333的短信。

因為著急籌錢買房，陳衛江在兩天前開通了手機銀行，在銀行辦理了一項小貸業務。陳衛江點開了上述短信的鏈接，并填寫了賬戶、密碼和剛剛收到的6位數驗證碼。

這條驗證碼短信寫道：“您尾號為xxx的龍卡借記卡正在辦理我行apple pay業務，請在五分鐘內使用該驗證碼。”

陳衛江還沒來得及反應“apple pay業務”具體內容，在她輸入了驗證碼后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接下來幾分鐘內發生的一切令她應接不暇。

一個來自福建龍巖的陌生電話多次來電：“你是陳衛江嗎?有你的快遞。”陳衛江說了一句“我沒買東西”便掛掉了電話。

隨后，多條短信蜂擁而來，每條均是通知“自動消費支出人民幣1999.68元。”陳衛江一看，覺察異常，立馬打電話至建設銀行95533掛失了該卡。

掛失期間，短信通知共計10條，刷走人民幣19996.8元。“特別無力，這個掛失電話打得心都收緊了。”陳衛江手壓著胸口向第一財經記者回憶當晚的情形。

然而，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

到了第二天的凌晨，手機短信聲驚醒了原本就睡得不踏實的陳衛江。短信接收時間顯示，在銀行掛失過后，仍被盜刷。每條短信顯示轉走1999.68元，也是共計10條。

陳衛江又撥打了95533，再度掛失該卡。

為何已經掛失的銀行卡依舊被盜刷，這讓陳衛江百思不得其解。

其銀行開戶行負責人解釋說：“用戶在手機上收到的顯示來自95533的短信，實際上并不是來自建設銀行，而是騙子使用偽基站所發射的短信，一旦點擊里面所附著的鏈接，并在偽網站上填寫銀行卡和密碼等相關信息，就會被盜刷。”

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開通apple pay業務的6位數驗證碼后，騙子便可以利用云閃付功能，用自己的手機號綁定用戶的銀行卡，變成用戶主卡的“映射卡”，通過這一映射卡來進行消費。

之所以銀行卡掛失之后依然被盜刷，就是因為銀行并未察覺“映射卡”的存在，因此在操作時沒有連同主卡一起將“映射卡”掛失所致。

“偽基站”為什么難以杜絕

電信專家項立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前述陳衛江的案例中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利用偽基站進行詐騙。改號并發送短信的情況有多種形式，其中最容易和利用率最高的是偽基站，偽基站詐騙成本較低，一臺主機和一個筆記本電腦即可進行“工作”。

偽基站可以隨意更改發送手機號碼，可以選擇尾號較好的號碼，亦可使用尾數為10086、95533等號碼發送短信，一般用戶的手機在接收到此類短信后會將所發送內容自動歸于一類，從而讓真假內容難以分辨，詐騙成功率極高。

項立剛分析認為，原因在于，原來2G網絡沒有雙向認證機制，現在很難再去做這些認證了，也沒辦法完全停掉，因為語音通話還需要通過2G網絡進行。

“2G時代，人們認為只有電信運營商這些大的服務商才能建基站，所以終端不去認證基站。詐騙短信都發生在手機駐留在2G網絡時，或者在有些進行網絡轉換的地方。3G、4G都是雙向認證了。” 項立剛表示。

雙向認證是指基站和智能手持終端的互相識別認證。手機端對基站的認證在2G網絡上是缺位的。而運營商正在進行VOLTE通話商用推廣階段，將語音、數據統一在LTE 4G網絡上實施，一旦成熟則可能避免偽基站詐騙這一“古老”騙術。

陳衛江的案例絕非孤例。

第一財經記者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梳理發現，截止至5月1日，以“偽基站”為關鍵詞，搜到1532條檢索結果。案例中，多數是利用偽基站進行廣告性質的短信發送，或者實施詐騙。

通過案例可以看到，非法使用“偽基站”實施詐騙的團伙一般是流竄作案，大多是一臺車配上一套“偽基站”設備，隱身車內，打一槍換一地。

運營商對打擊電信詐騙負有哪些責任呢?

TMT資深分析師曾韜表示，運營商最基本的作用是作為一個(網絡)管道。運營商可以做的，包括建立黑名單制度，特別是在公安局已經備案的，運營商提供一些提醒是很有必要的。

“運營商可以做得更好，但不能把主要的責任歸咎于它。運營商現在做的事情事實上的確不夠精細，網絡是提供了，但很多反詐騙的事情讓終端公司、軟件公司做了，但這些公司畢竟不能把應用放到運營商網絡底層，不能面面俱到覆蓋。一些公司已經有了可以過濾掉偽基站短信的技術，我認為運營商也可以做得到，對網絡進行優化，減少詐騙發生的概率。”曾韜認為。

當然，單純依靠電信部門來過濾偽基站短信是不夠的。

更多業內人士認為：打擊包括“偽基站”在內的垃圾短信息產業必須多管齊下形成合力，工商、無線電、公安等部門應從垃圾短信設備的生產、銷售、使用各個環節著手相互配合，嚴厲打擊;通信管理部門和運營企業應從短信服務規則、準入門檻、日常監督等環節嚴格把關。

公安部統計，近年來我國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案數量以年均20%到30%的速率快速增長。

據公開報道顯示，目前全國各級公安機關刑警隊、派出所已全部接入“電信詐騙案件偵辦平臺”。各級公安機關刑警隊、派出所接報電信詐騙案件后，要第一時間查明涉案的一級賬戶，并在30分鐘內將簡要案情和一級賬戶的姓名、賬號、轉賬時間等信息錄入平臺。

設在公安部刑偵局的全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辦公室，會實時審核各地接警錄入偵辦平臺的涉案賬戶信息，并與相關銀行緊密協作，開展緊急止付。

電信詐騙分工明確

截止到5月2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電信詐騙”為檢索條件，共搜索出815篇裁判文書，其中刑事案由574條。截取2016年1月1日到4月30日時間段，共有裁判文書45條，排除重復、冗余后剩余裁判文書39條。

第一財經記者翻閱這些裁判文書發現，在這些電信詐騙的案例中，廣泛撒網、團隊作案、分工明確、境外轉移贓款等特點多有體現。

作案方式更是多種多樣，常見的有電話銷售保健品，冒充公檢法，冒充朋友、領導、老師和同事實施詐騙，電話銷售保健品，各類中獎信息，虛假航班信息騙取受害者改簽或退票，“重金求子”詐騙，六合彩特碼，冒充貸款公司或代辦高額信用卡，辦理銀行卡解鎖等方式。

其中冒充公檢法實施電信詐騙的比例最高。

從臺灣人“大李”、“老胡”電信詐騙集團的作案手法看，詐騙人員分工明確，環環相扣，分贓標準統一，團隊詐騙手法已經到發展非常“成熟”的境地。

臺灣籍電信詐騙犯罪集團，是大陸地區主要活躍的詐騙犯罪團伙之一，其特點在于危害最大、打擊最難。來自公安部的數據顯示，僅2015年就有113億人民幣流向臺灣地區。

根據判決書顯示，2014年2月至5月期間，數十人到印度尼西亞(下稱印尼)“MALANG”瑪瑯市，參加由臺灣人“大李”、“老胡”等人組織的電信詐騙集團。

該詐騙集團由“老胡”進行統一管理，經集中培訓后，將參與詐騙的人員分為一、二、三線，分別冒充公安、檢察院人員實施詐騙。

具體詐騙方法為：由“老胡”負責提供中國大陸公民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等個人信息，后由一線人員通過網絡電話每日撥打百余名不特定人員的電話，冒充被害人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的公安人員，謊稱被害人銀行卡涉嫌洗黑錢。

一旦被害人信以為真，一線人員則將電話轉給二線人員，由二線人員冒充北京市等地公安人員，謊稱被害人已被通緝，要對被害人進行所謂資產清查、財產公證或收取保證金，進一步將被害人套入圈套之中。

隨后，二線人員將電話轉給三線人員，由三線人員冒充經辦案件的公安人員或檢察人員，要求被害人將銀行卡內現金直接轉至該團伙指定的銀行賬戶內。

在詐騙過程中，上述詐騙團伙還制作了一個虛假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并讓被害人登陸查看所謂“刑事拘捕令”或“取保候審決定書”，誘使被害人上當受騙。

詐騙得逞后，參與實施該起詐騙的人員從中抽成，其中，一線人員每月底薪人民幣5000元，并按詐騙所得贓款抽成5%;二線、三線人員沒有底薪，按詐騙所得贓款抽成8%。

在這一套流程中，拿到中國大陸公民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等個人信息是第一步。從39份裁判文書看，詐騙團隊直接“買到”公民的身份信息資料并非難事。

記者了解到，在專門收集客戶信息的黑色產業鏈中，有著明確的分工，稱作“拖庫”、“洗庫”、“撞庫”、“社工庫”。

第一步“拖庫”，是指不法分子發現某個網站的漏洞，就把網站的用戶數據、特別是用戶名和密碼下載下來。

第二步“洗庫”，則是指挑選甄別出“有價值”的數據和“客戶”，通過打電話等方式，補充客戶信息。比如，身份證號、賬號、信用卡日期等。

最后一步“撞庫”：不法分子在收集到了信息后，到其他網站反復嘗試，不成功的就淘汰掉;找到成功的信息，將有價值的客戶保存起來。最后整理形成“社工庫”。每一個環節均明碼標價，并經多次轉賣。

通信業內學者向記者分析，抓偽基站詐騙的難度在于破案成本比較高，技術水平要求也比較高。

項立剛建議，對于電信詐騙，國家應當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做這件事情。電信詐騙最大的問題是，除了少數大金額的案件，很多時候金額比較小，地方公安局要去調查抓獲罪犯的可能成本都超過了這個數字;同時，電信詐騙往往牽涉的地域比較廣，詐騙人和受害人不在一個地方，需要電信、銀行多個系統來協調。這是另一個很重要原因。因此，國家應該成立專門機構，具有綜合的協調能力，形成聯動機制。

此外，辦案機關與知名互聯網企業的合作，也正在成為趨勢。其中騰訊守護者計劃安全團隊利用海量大數據積累和分析能力，能夠為警方在偵破過程中提供有力的技術協助，對犯罪分子行為分析、偽基站定位等提供證據和線索。包括深能源集團被詐騙3505萬案，北京、深圳偽基站專項打擊，公安部督辦重慶“12.29”偽基站詐騙案，Apple id 釣魚盜號系列案件等，騰訊守護者計劃安全團隊已經協助完成的案件合計涉案金額已達5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