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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林沛理撰文指出，住屋問題是一個要用政治手段解決的題。在這個問題上，梁振英上任以來，也的確顯示更大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斬釘截鐵地拒絕為樓市“減辣”就是一例。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問題是城市不是股市，怎可以用熊市和牛市一類的二分法來界定？更何況經濟與政治從來密不可分。一個城市奉行什么經濟制度，往往是政治角力和博弈的結果。所謂經濟制度，說穿了，就是游戲規則。既是游戲，必定有贏家和輸家。贏家如何挖空心思捍衛制度，輸家怎樣費盡力氣改變制度，構成政治的實質和基本內容。

自由市場制度正是由政府決策實施

今日香港內耗不斷，跟整個社會在經濟上呈兩極化（economic polarization）大有關系。香港人的收入與財富嚴重不公平分配，因為市場上出現寡頭壟斷（oligarchy）。那即是說，某些人在市場上擁有過大的權力；而如何分配和運用（或者濫用）權力。

這也是曾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現任教于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羅拔-萊許（Robert Reich）在新書《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出的觀點。他的立場很清晰：政府必須介入市場撥亂反正。政府介入市場當然是政治決定，但將自由市場這個概念實踐又何嘗不是？我們今日視自由市場為理所當然，乃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實它是經政府的決策過程加諸于我們身上的一種制度。萊許提醒我們：“政府介入，不是干擾自由市場運作。自由市場根本就由政府一手建立。”（Government doesn"t intrude on the free market. It creates the market.）

對那些呼吁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死硬派來說，這是當頭棒喝。回歸前，港英政府就是以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為借口，在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人的理論掩護下，讓大地產商長期賺取遠高于正常和合理的回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稱這種來自缺乏真正競爭的暴利為super-normal returns。

崇尚小政府的美國前總統列根說過，市民不要奢望政府幫他們解決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香港的房地產市場的寡頭壟斷就算不是政府一手造成，它也難辭其咎。試比較政府對待地產商與煙草商截然不同的態度。政府對煙草商窮追猛打甚至趕盡殺絕，固然是為了要保障公眾健康；但地產商令香港的經濟泡沫化，香港的產業變成“只懂得玩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更加劇社會分化，令很多香港人“無家可歸”。它損人以自肥的行為，其實與煙草商、軍火制造商，以至快餐連鎖店和軟飲料公司這些盈利豐厚但制造大量社會成本和“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企業無異。為什么政府可以讓它“逍遙法外”？

歸根究柢，住屋問題是一個要用政治手段解決的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梁振英上任以來，也的確顯示了更大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斬釘截鐵地拒絕為樓市“減辣”就是一例。一場精彩的battle of wills早已展開。（來源：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