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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柳金財撰文指出，民營企業家難以真正成為反對官僚體系的主體力量，其因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私營企業主的力量，來保障地方稅收及就業;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家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控制體系，并從中獲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各種保護，所謂“政府企業”或“企業政府”即意味著緊密的政商關系。準此觀之，短期內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政商關系中勢將難以消除。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馬云5月8日就任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主席演講時表示，企業家應妥善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并堅持“四不”原則(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同時，馬云認為企業家的道德、價值觀、社會責任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這顯示中國政商關系仍有待進一步規范治理。

中國“政商關系”主要表現為政商結合或聯盟的特征，政商結合顯示民營企業家既是政治菁英也是經濟菁英的雙重角色，形成一種“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或“親朋資本主義”。金錢和權力的“聯姻”結果，導致政企不分、干擾政府行政職能的正常行使，也影響企業自主權的行使。黨政干部兼職企業導致規則的制定者、市場的管理者和市場主體趨于一體化。政府官員兼公司領導的雙重身份，使其既可憑借政府領導的權力為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源，也可借公司領導的身份逃避法律和政策對官員的監管。

另一種政商關系類型則是經濟菁英與政治菁英的利益聯盟關系。許多私營企業主寧可選擇“與黨政領導人搞好關系”，建立緊密的政治接觸關系，試圖獲得政治合同、公共工程，或規避政府部門的攤派與刁難。這源于民營企業家擁有較多經濟資本，但卻較欠缺體制性的政治資本，亟需政治后援。企業家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積極建構“體制化關系網絡”，并通過與地方官員建立非正式的關系網絡影響政策形成。這種社會網絡是以地方官員為中心，正是企業成功經營的重要前提。有時企業家正是透過私人帶有隱蔽性的接觸互動，發揮比制度性政治參與或抗議、游說更為有效的利益表達方式。

地方政府一直控制著地方經濟運行的主要生產要素，包括項目審批權、土地、財政資金、信貸擔保及政策環境等，這些因素皆影響民營企業成長。當民營企業取代國有企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時，地方官員的晉升及財稅皆高度依賴于民營企業發展。地方官員由計劃體制下的“計劃執行者”，在改革開放時期搖身一變為“政治企業家”。這種政企合作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雙贏”的利益交換關系。地方官員提供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政策和資源，企業則提供地方官員所需的政績及財政稅收，甚至尋租及貪腐機會。

相對而言，大企業比中小企業更有機會與地方官員接觸及建立豐沛政商關系，其取得融資貸款機會、數額較大及期限較長;企業主運用共生合作關系，規避政府法規。政商關系有時可被視為民企非正式的自我保護機制，企業家的政治身份，發揮了替代法律制度為公司發展提供產權保護的作用，諸如減少地方政府亂收費及亂攤派，防范其他市場主體的侵害，及規避政府行政壁壘和所有制歧視。

這種政商關系透過權力與金錢結合，形成官商一體的“紅頂商人”或“紅頂公司”，積極建立權勢及與政府有關部門領導個人的特殊關系，借此尋求政治代言人與個人保護傘，利用各種手段拉攏腐蝕干部以獲取經濟特權等，大量存在民營企業家直接擔任黨政公職的“紅頂商人”、“企業家公務員”和“政商兩棲”現象的爭論與異議。國有企業產權私有化過程中，企業利益往往為干部及企業家共同侵吞，非常明顯充斥著“干部資本主義”或“干部經濟”發展的特色。

當民營企業主勢力強大，就會出現統治集團“迎合”企業主的情況，通過政治安排滿足其對政治地位的追求，因此作為現有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挑戰中共的黨國體系。有些表面上與國家、地方政府脫鉤的私營企業，實際上仍與干部存在千絲萬縷般的緊密利益共同體關系，原有傳統體制的權力主導群體，作為改革的推行者，在新制度中依然占據優勢地位，常利用其公共權力及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影響社會經濟，通過與有關部門領導的政治接觸獲致經濟特權。

就此而論，民營企業家難以真正成為反對官僚體系的主體力量，其因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私營企業主的力量，來保障地方稅收及就業;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家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控制體系，并從中獲得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各種保護，所謂“政府企業”或“企業政府”即意味著緊密的政商關系。準此觀之，短期內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政商關系中勢將難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