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自倫敦 — — 技術創新一直以來都會引發截然不同的反應: 有些人驚嘆于新的可能性:其他人則為破壞性變化而憂心。但是我們大多數人甚至尚未意識到正在發生些什么。我們認為變化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們對于人類聰明才智的承認或贊賞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在金融市場里。投資者更多地糾結于一些平庸乏味的熱點: 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恐懼,油價下跌的后果,一些沖擊可能令脆弱的世界經濟陷入新一輪衰退或通縮的風險。
顯然,對全球需求狀況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 — — 世界經濟現在最要不得的東西就再來一次緊縮了。然而在我們為過度債務和政策不得力之處憂心之時,沒有什么比人類在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投資機會方面的智慧更重要了。事實上,新技術的出現帶來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曙光,這也是今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
第一次工業革命奠基于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發明并于 1775 年推廣開來的蒸汽機,令工業在十九世紀從它在英格蘭的發源地擴展到歐洲和美國。從十九世紀后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由電力、 交通、 化學品、 鋼、 以及(尤其是) 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發展所推動的。工業化更進一步擴展 — — 在明治維新后傳入日本并深入俄羅斯,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蓬勃發展。上世紀末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以通訊技術的制造和傳播為特征。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跡象包括在機器人技術、 物聯網、 大數據、 移動電話和 3D 打印技術方面的研究進展。根據一項估計,成功采用這些新技術可以像1990 年代后期的個人電腦和互聯網一樣大幅提升全球生產力。對投資者而言,第四次革命可能再次帶來類似于上次科技革命的巨額利潤。而那些第四代技術的先行企業也擁有了令人瞠目的估值。
令投資、 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的新時期并不僅僅是某種可能性;他們是有可實現的,而且正以越來越高的頻率反復呈現。他們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但新的時代需要比基礎科學或車庫創業奇跡更多的東西。要實現變革就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并融入各類技術。
當然這點是說易行難。在工業化最初的一段時間,瓦特陷入了財務困境,直到與英國制造商馬修·布爾頓( MatthewBoulton)合伙之前,他的蒸汽機一直都無法成功實現商業化。
更重要的是,歷史經驗表明,熱情 — — 無論是關于總體大勢還是市場運行 — — 是要比現實快一步的。一個人不一定非要是“生產力悲觀主義者”(比如認定室內坐便器是人類最后一個偉大發明) 才能承認許多新技術并未帶來原本所承諾的效果,或者把投資者拖死了。
要記住,早期蒸汽動力技術在博爾頓和瓦特之前近一個世紀已經出現了,而兩人花了半個多世紀才讓他們的發明超越常規的磨坊水車作為19世紀工業生產的主力軍。意大利物理學家亞歷山德羅·伏特(Alessandro Volta)在 1800 年首次發明了電池,但又過了80多年人們才引入直流電作為電力傳輸的手段。
同樣,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秘密研制了第一臺電子計算機ENIAC。隨后在20世紀的幾十年間計算機的運算能力和使用都實現了成倍增長,但直到1980 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 · 索洛(Robert Solow)還在譏笑說電腦時代的說法“無處不在,唯獨不在生產力統計數字中”。
對投資者來說,這一思考具有重要的意義 — — 其中就包含耐心,以及提前過度支付的沖動。首先,確定誰是輸家(試問誰還記得王安計算機公司?)可能和挑選優勝者一樣重要。
它也是重要的是了解技術如何可以變革那些看似不相關的行業。電腦計算能力的躍進使美國那些“大個子”零售商 — — 沃爾瑪、 斯臺普斯、 家得寶等等 — — 取代了夫妻店和 1950 ~1960年代建立的零售鏈條。電腦計算能力,加上運輸、 存儲和快遞物流的發展使零售業實現了迄今為止都超越人們想象的規模經濟。
然而如今,同樣的這些大個子巨人卻被在線零售所包圍,后者展現出更龐大的規模經濟和后勤效率,連最有效率的實體運作都難以招架。
這是智慧的結晶。但套用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話,這也是具有破壞性。按當今的說法,我們把這稱之為“顛覆性技術”。但沒人應該被這種時髦的行話說蒙蔽:新的生產技術通常會在該模式的好處徹底實現之前殺死老的產業和就業機會。人類的進步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一定程度的暴力。
這就為何本月聚集在達沃斯的高管們都在討論如何“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些技術進步的所有令人驚嘆的前景,恰當的思考是有必要的。
拉里·哈撒維,瑞士資產管理公司GAM Holding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