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1日凌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式宣布,人民幣將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別提款權。
為此,《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正在美國訪學的中國貨幣政治學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李巍。他于2015年出版了《制衡美元:政治領導與貨幣擴張》的學術專著。
李巍認為,“人民幣入籃是一件兼具面子和里子的好事。”從面子上講,這是IMF和國際社會對中國金融貨幣大國地位和中國金融改革的認可。從里子上說,IMF對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進行了背書,有助于帶動其他央行根據籃子貨幣的構成結構,調整其外匯儲備的資產配置,進而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持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加入IMF特別提款權算是今年中國的一件大事,其意義不亞于甚至高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創建。”李巍表示。
李巍傾向于將人民幣加入SDR和亞投行的成功放在一起來考量。他認為,這是中國在金融外交和對外金融合作領域,取得的兩個最大突破。
SDR只發揮象征性作用
SDR在1961年的誕生,試圖用籃子貨幣取代美元單一儲備貨幣的作用,讓多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在SDR籃子貨幣的框架下,共同發揮儲備貨幣的作用,而不是由美元單獨承擔國際儲備貨幣的作用,因為美元表現得很不穩定。
對此,李巍進一步解釋,正是因為特別提款權本身就是為了削弱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美國對提升SDR(規模)的積極性一直不太高。
同時李巍強調,“SDR發揮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為什么SDR只能發揮象征性作用,就是因為美國不太愿意讓SDR削弱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李巍解釋道,當前因為SDR發行量特別小,大概只有2000多億美元。而全球官方外匯儲備達到數十萬億美元。
增加人民幣儲備貨幣合法性
既然SDR只具有象征意義,為什么人民幣加入SDR仍然如此重要?
李巍表示,SDR本身由IMF這一當前在金融和貨幣領域最具權威的國際治理機構發行,SDR本身具有權威性。人民幣只有加入SDR,成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才具有合法性。
“這相當于新研制的產品,要在市場上推廣。突然有政府宣布向你采購。政府采購行為就為新產品在市場中的推廣進行了背書。”李巍說。
李巍認為,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中,人民幣加入SDR與另外四種貨幣一起成為儲備貨幣的幣種之一,這就意味著IMF認可了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給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更大的合法性。
在李巍看來,IMF作為國際為人民幣做出的背書行為,將直接帶動市場行為。其他國家中央政府很可能通過市場行為,增加人民幣在其本國外匯儲備中的構成比例,有利于拉動其他國家使用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
SDR不僅是金融問題,更是大國博弈
李巍指出,人民幣加入SDR籃子貨幣的過程有一系列的大國關系的博弈,不僅是金融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回顧人民幣加入SDR籃子貨幣的過程以及要符合的所謂標準,李巍指出主要由兩個標準。一是一國貨幣的貿易交易規模。李巍認為,這一個標準中國早就具備了。
另一個標準是自由使用。李巍說,很多金融學家從技術角度分析,但對于什么樣的貨幣是自由使用,IMF并沒有權威的定義。當年日元納入SDR時,日元的自由使用程度還不如現在的人民幣。
李巍強調,人民幣加入SDR不是一個純粹的具有客觀標準的技術性問題,因為在“自由使用”上沒有客觀標準,并非改革達到一定程度就自動加入。人民幣加入SDR不僅僅是一個金融技術問題,更是一個金融外交和國際政治的問題。
李巍認為,人民幣加入SDR,既然是一個政治問題,就涉及大國博弈,美國的態度特別重要。2010年中國爭取過人民幣加入SDR一次,2009年周小川發表了很重要的相關文章。2010年中國沒有成功,就是因為美國的否決,
李巍分析認為,在今年整個政治博弈中,外界一直對人民幣是否會加入SDR持很大的不確定性,主要因為美國態度極為模糊。美國為其在亞投行成立和人民幣加入SDR的反對態度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美國否定中國這樣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削弱了IMF的合法性。IMF作為全球性機構,需要廣泛的參與性。中國規模如此巨大的經濟體的貨幣,若不是SDR籃子貨幣,對IMF和SDR的合法性都提出挑戰。因此美國必須調整外交戰略。”李巍說。
人民幣發展前景仍取決于自身
李巍認為,人民幣加入SDR,是人民幣國際化邁出的重要一步。但人民幣今后的發展還取決于人民幣在國際化進程中自身的發展。
李巍強調,人民幣加入SDR并不一定意味著人民幣能夠成為一種主要的儲備貨幣。人民幣加入SDR只是表示了IMF的認可,最終人民幣的國際化取決于人民幣自身的發展,特別是人民幣是否能保持穩定,是否能作為一種安全的外匯儲備資產,提供給其他國家,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國的債券市場具有足夠的開放性,允許其他國家的央行持有中國債券,同時讓中國債券市場規模擴大.(人大重陽)
受訪者李巍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