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毅，作家，德國工學博士，1952年10月出生。北京“老三屆”初中生，“文革”期間曾兩次赴山西榆次插隊。他曾歷時兩年遍訪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將口述材料整理成《生命中的兵團》一書，2015年9月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節選，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哪里的知青最能打？
男知青剛到兵團時的打架現象，曾是令老北大荒人目瞪口呆的一道風景。
我接觸過的大多數兵團老職工都證實了知青打架現象的存在。在我采訪過的團長中，只有26團團長說在他的部隊里沒有怎么發生過知青打架事件。但26團是直屬兵團的步兵值班團，完全按照部隊標準招收和管理兵員，它的情況屬于特例。沒人統計過在兵團一共發生過多少次此類事件，但打架現象一度在兵團大面積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在采訪中只要提出“哪個城市來的知青最能打架”這個問題，人們幾乎眾口一詞：哈爾濱知青。有人按照兵團知青的來源地，就訴諸武力的意愿強度做了一個排序：黑龍江的力拔頭籌，天津的緊隨其后，上海的位居第三，北京的排名第四。浙江來的人雖少，在兵團的分布面不夠廣，但也不乏好斗人士。
兵團知青的打架現象有一個規律，歲數越小的知青打架越多。“老高三”的人（本該在1966年高中畢業者）最少參與斗毆，而“小六九”（1966年讀小學6年級者）打架的熱情最高，最容易感情用事。在這兩批人的中間，是最具斗毆實力的“老初中”知青。這批人在“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中較多地接受了“拳腳鬧革命”風氣的浸染，其閱歷、學識和成熟度在“老高中”之下，在“小六九”之上，下鄉時又正值身體剛剛長成之年，男性荷爾蒙對情緒和行為的支配力最為強勁，因而很容易成為知青斗毆時的中堅力量。
所謂“不打不成交”，既反映了各地知青之間，也反映了知青和軍人之間的關系變化。
知青告別親人到達兵團
京哈知青的“生死決斗”
我的朋友老賀有一個很陽光的名字——賀朝陽。他的父母是1930年代入黨的中共知識型干部，他從小生活在一群干部子弟中，一身傲骨，在兵團對一般軍人領導全無仰視之心，做事我行我素，不算搗蛋，但也絕不是省油燈。他讀書多，急智好，遇上什么事，眼睛骨碌一轉就來了壞主意，加上天性幽默，滿口笑料，到兵團連隊后很快就成了北京知青打架的“黑軍師”級人物。但“軍師”有時也要上陣作戰，由此就出了一段被他稱為“三刀戰法”的故事：
“別看我這人表面嘻嘻哈哈的，骨子里倍兒硬，對誰都不服，我在兵團就沒遇著過讓我服的人。高干我見得多了，團長、師長那點兒資歷可別拿出來嚇唬我。我看的書不少，指導員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咱們各背一段《反杜林論》比比再說？但我對哥們兒不牛，大家都是下鄉的，做事得互相幫襯，誰欺負北京的我不答應。我們連的知青打架分兩種人：強者靠強力，智者靠智力。我是‘智力型’的。
“我在1968年7月13日下鄉，分到兵團2師8團2營15連。剛到北大荒時，連隊里的知青按城市分派系，有派系就會有摩擦，有摩擦就要分高低，一幫孩子怎么分高低呀？得靠腦子！靠蠻力打架是土鱉，愧對‘知識青年’這個稱號。
“我們連的北京知青有30多人，哈爾濱的知青也是30多人，這兩撥人矛盾最深。我們嫌哈爾濱的野，哈爾濱的嫌北京的牛，雙方經常會吵架動手。我在北京知青里面是個出主意的頭頭，當時講話就是鬧事的‘壞頭頭’。
“有一天這兩撥人在食堂里又吵了起來，很快爭吵就轉成了對罵，眼瞅著就要動手。我一看苗頭不對，決定站出來解決問題。咱是書香門第，和他們死拼豈不失了風度？對愛使蠻力下狠手的主兒，只能智取，不能力擒。我決定采用心理戰術打敗對方。
“哈爾濱知青里面有個叫‘小米子’的最狠，是他們那撥人的頭兒。我見他要動手打人，就從食堂的一張長桌子前站了起來。我說：‘孫子，你不是狠嗎？去！上廚房拿兩把刀來，不要切菜的啊，就找砍肉骨頭的！’
“我話音剛落，小米子轉身騰騰騰地奔了后廚，回來時手上真的拎了兩把剔骨刀。他把刀哐當往長桌上一扔，問我怎么玩。我早就想好了，寧可被打死，不能被嚇死，一次認慫，以后的日子就沒法過了。我說：‘孫子，咱倆一人一把刀，也別他媽亂砍，你小子也夠不上挨千刀，咱們就隔著這桌子互砍三刀。第一刀我讓你砍。你要是砍不死我，第二刀我砍你。如果我沒砍死你，我挨你丫的第三刀。怎么樣，一點不欺負你吧？’
兵團2師8團2營賀朝陽
“連里各地知青平時日子過得無聊，一般都是看熱鬧不怕事大，可這會兒全都傻了，這哪叫打架啊，這不是要玩命嗎？而且明擺著是我送死。我的對手都是一根直腸子通屁眼兒的痛快漢子，誰會琢磨北京這‘黑軍師’用的是心理戰術啊！我料定這幫小子就是爭強好勝想拔個創，壓根就沒有殺人的念頭和膽量。我這一招‘三刀戰法’把小米子給逼到懸崖邊上了。其實他但凡有點腦子，只要否定了我提出的決斗模式，上來掄拳直接開打就是了。但他二話不說直接鉆了我的套，就在他去后廚取刀的那一刻，他其實已經輸定了。我這一手叫欲擒故縱，把砍人這道難題推給不敢砍人的對手，逼迫他在兩難境地下不知所措，最后被我一棋將死。
“面對我劃出的道道，小米子一下呆住了。他猶豫了一會兒后，抓起一把刀往后退了幾步站住，眼睛狠狠地盯著我。我呢，還是挨著桌邊站著，上身紋絲不動，小腿肚子偷偷篩糠。你說能不怕嗎？要是這愣頭青真不管不顧地照我脖子來一刀，我不就英年早逝了嗎？從北京帶來的好幾本書還沒讀完呢。
“氣氛凝固了，食堂里鴉雀無聲。小米子呆站了幾秒鐘，突然一聲大吼，掄著刀就照我撲了上來，我是寸步不退，眼睛一閉等著挨他的剔骨刀，就聽‘通’的一聲，刀砍在了桌子上，刀把兒震得亂顫。然后這小子一轉身，撒腿就跑。這回哈爾濱的小子們算栽了，不敢接招還不就是認輸了？北京知青們一陣歡呼。
“北京的雖然贏了，但也把我嚇壞了，在等待小米子撲上來的那幾秒鐘里，我覺得時間特別長。但我心里有數。那會兒的知青雖然搗亂，但畢竟沒有殺人之心。你只要擺出生死決斗的架勢，一招就能制勝。當時食堂里不光是我們這兩撥人，不少老職工都在一邊兒看著呢。哈青栽了面，就憋著要堵我。
“不久后他們真在廁所里把我和另一個北京知青堵著了，我倆抱頭鼠竄，分散突圍，我挨了幾下揍，另外那個哥們兒見了血。
“北京知青都急了，商量著要報復。有人提議撒出人去，到營部和團部叫北京的援軍，那形勢眼看著要發展成群體械斗了。在兵團一旦發生這樣的事，通常是團里派一卡車武裝連隊的人來制止。真要把事情鬧大了，我是主要責任人，肯定沒有好果子吃。我勸大家說，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次就算了吧。第二天干活時，我們發現哈青全體打蔫，后來一打聽才知道，原來他們一夜沒睡成覺，通宵緊閉門窗，手持木棒等著北京知青發動進攻。我們睡了一夜，他們熬了一夜。
“時間長了以后，知青之間的城市派系之爭就消除了，人是要交的，天天摸爬滾打地苦在一起，相互間又沒有什么利害沖突，想不成朋友都難。剛開始是誰拳頭硬誰厲害，到后來是誰學問多誰厲害。連指導員看出知青都有求知欲，在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時，他讓我給大家上歷史知識課，我就從春秋戰國講起，解放后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我一概不講，也不愿意講。
“我讀書的底子厚，白呼起來還喜歡帶笑料，大家都愛聽，哈爾濱的哥們兒們開始佩服北京知青的見識了，我們從拳腳相向變成了勾肩搭背，成哥們兒啦！后來我回家路過哈爾濱轉車時，哈青接待我特熱情，請我吃松花江最好的‘三花魚’，我記得是鳊花、鰲花、吉花，不知道對不對。那時候哈爾濱的大街上還能看見老母豬亂跑。”
“來兵團就是想打仗”
和老賀相比，北京石景山地區來的知青大多屬于另一種性格。他們多數是首鋼工人的孩子，直爽剛烈，性情如火，打架的硬手不少。在石景山地區的一個茶室里，我認識了兩個這樣的北京知青，一個叫趙發訓，一個叫付蘊海。
在北京的兵團知青聚會活動中，趙發訓是個引人矚目的人物。他的體育底子極好，在兵團知青自編自演的大型歌舞《北大荒知青之歌》中，六十多歲的他是舞蹈隊里拿絕活兒的角色，不但會翻跟頭，還能落地劈叉。他在一場知青撲火的戲里的那段獨舞震驚全場，每次都能引起一片掌聲。但很多觀眾在驚嘆之余并不知道，老趙是個癌癥患者，胃部已全部摘除，他能在體內戴著“吻合器”情況下表演摔叉的動作，讓我感嘆他生命活力和兵團情結的力量。
兵團4師35團趙發訓
4師35團工業1連的付蘊海曾經和趙發訓在一個值班連隊待過，他把那段時間視為當兵的歲月，因為他們有槍有彈，純軍事化管理，執行的是國防任務，差的就是一副領章帽徽。老付生性好戰，去兵團之前的最高理想是參軍打仗。
他說：“我是石景山區五里屯中學的67屆老初二學生，從小的夢想就是當兵。1968年春節征兵時，我體檢都過了，武裝部讓我在家等通知，我美滋滋地等了一陣，干等沒消息。我跑學校一問，原來別人軍裝都已經發了，沒我的事兒！那叫一個喪氣啊。我去學校的軍訓團去問，人家答復我說，你政審不合格，你叔叔是右派。
兵團4師35團值勤1連付蘊海
“我就有兩個叔叔，一個在抗美援朝時沒了，一個是鐵道兵，哪里來的右派呀？心里特窩火，我這樣的人不當兵誰當兵！于是我決定給林彪寫信，地址寫哪兒我不知道，但林彪大概在哪兒上班全國人民都有數，我就在信封上寫“中南海林副主席收”，每天寄一封信出去，都是同樣的內容——我要求參軍報國！就是從來也收不到回信。有一天學校通知我去武裝部，我去了一看傻了：我給林彪的那一摞子信一封不少都在武裝部放著呢。人家說：‘你把信拿回去吧。’
“1968年6月13日，我們學校里有一幫同學去了兵團，他們寫信回來跟我說：兵團好，發軍大衣，歸沈陽軍區管，晚上出門看見的一片燈光就是蘇聯。這一番話對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從小喜歡舞槍弄棒，軍事技術一學就會。當兵不成，兵團不也帶著個‘兵’字嗎？去兵團也搞政審，但不像當兵那么嚴格，這回我叔叔的問題沒有給我擋道。出發是在7月8日，我們先在學校集合，然后被汽車拉著去北京站。路過天安門時，汽車一邊走我們一邊宣誓，誓詞是事先給印好的。
“1969年初，35團的軍人到位了。有一次我遇見了16軍來的團長鄧克文，他問我為什么來兵團，我說就是想打仗。他說這個沒問題，咱們這里以后有仗打。我被分到在虎林的35團工業1連，修路、架橋、排水……什么都干，干了不到一個月，又被派到興凱湖附近修水庫。在那里我終于參加了戰斗，但不是和‘老毛子’打，是和哈爾濱知青。
“那次是35團的北京知青和36團的哈爾濱知青打架。最開始是雙方有人發生了點小沖突，然后就約了架，各自都去招兵買馬。當時我正在小賣部里買東西，有個北京知青找我說：‘你們連北京來的誰管事？’我說，‘干什么吧？’他說，‘明天咱們要和哈爾濱的打一架。’我和連里的北京哥們兒商量了一下，打就打唄。
“這是一次跨團作戰，我們很重視，在開打之前做好了分工：4人一組，兩人主打，兩人負責保護外圍。這就像戰場打仗一樣，有攻擊的，也有打援的。36團的哈爾濱知青不像我們這么講戰術，一窩蜂沖上來就是群毆，不講戰術的人和講戰術的人對抗，免不了就要吃虧，那次約架的結果是：35 團北京隊小勝。
“打完之后，我們商量了一下，覺得這事不能就這么完了，咱們得一鼓作氣把他們打怕了，省得以后再糾纏不休。收工的時候，我們先回一步，在操場上等著。等哈爾濱知青扛著鐵鍬回來時，我們撲上去又是一頓打。就我們這沒完沒了的勁頭，真讓哈爾濱的知青怵了。事后我們還特意進他們的帳篷轉了轉，明擺著是拔份兒，可他們誰都沒有吱聲。
“這件事后來被師里通報批評了，我以為以后打不起來了，但是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哈爾濱知青記仇，他們打群架不是我們的個兒，就截我們走單的人。有一次我在虎林就被他們截住了，我看大勢不好，撒丫子就跑，算是沒吃大虧。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引發的混戰
6師61團在組建初期曾爆發了一場京哈知青之間的大戰，3連北京知青郝洪建在43年后記述了那場被稱為“1.6事件”的斗毆。他說，至今想起那個不堪回首的夜晚仍“寸心如割”：
“事件發生在1969年1月6日傍晚，一個姓王的北京知青在3連食堂排隊打飯，忽聽背后有人哼唱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首歌在當時是黃色歌曲，而且來自黑龍江對面的那個和大家勢不兩立的蘇聯，讓小王聽了很反感，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前來組建61團2連的原29團的哈爾濱知青。他厲聲說：‘嘿，唱什么呢？’對方答：‘關你屁事，別找不自在！’小王大怒，罵道：‘你丫敢在這兒撒野，不想活啦？’雙方都怒不可遏，隨即拉扯起來。我們幾個在食堂買飯的北京知青見狀沖了上去，不由分說就把對方圍在中心一通拳打腳踢，那個哈爾濱知青被打得鼻青臉腫，左沖右突逃出大食堂，我們若無其事地繼續買飯。
“突然食堂外響起一片吶喊聲，幾十條漢子揮舞著斧子棍子殺將過來，我們手無寸鐵倉促應戰，胳膊和后背不時被棍棒擊中。我見勢不妙，率領大家沖出了食堂。對方見我們逃離了包圍圈，就把食堂的長凳全給砍了，所有的玻璃窗也都被砸碎，然后揮舞著棍斧四處尋找、追打北京知青。我們找來了棍子和鐵鍬應戰，雙方在一片曠野上開始群毆，剎那間斧棍閃動，鐵鍬飛舞。對方人多勢眾，漸占上風，我們且戰且退，撤到樹林里息兵罷戰。
“對方沒了對手，就沖進了我們宿舍區，見東西就砸，暖瓶、臉盆無一幸免，個別知青的箱子也被他們用斧子劈開了，男、女生宿舍的玻璃全部被砸碎，門也被砍爛，呼嘯的北風霎時裹著冰碴吹進宿舍，女知青們驚恐萬狀擁擠成一團。她們把一位北京男知青藏在宿舍里，給他包上了頭巾，蒙上花被，使他免遭一劫。
“事態還在繼續擴大。哈爾濱知青把我們電話求援和驅車轉移的一切可能性都封死了。連里的電話線全部被剪斷，其中還包括一條軍用線。油罐中的存油也被全部放掉，任何機動車輛都不能驅動了，3 連變成一座孤城。
“我們在樹林中商討應急之策。我建議，避其銳氣，撤離連隊，到25團搬兵反攻。大家苦無良策，只好如此。這就是61團歷史上‘十三勇士敗走三連，百里長征搬請救兵’的一段故事。
“夜幕無邊，白雪皚皚，我們‘十三勇士’在突發的拼斗之后出走，既沒有戴棉帽，也沒有棉大衣，身上只有破棉襖，系著草繩束腰，凜冽的寒風吹得我們耳朵和臉頰生疼。我們在冰天雪地中艱難跋涉 40 多里路，走到 25 團老 13 隊時已是后半夜了。
“老13隊有許多北京兄弟，當我們和盤托出來意后，他們當下拍案而起，大喊‘弟兄們，殺回去！報仇雪恨！’拖拉機馬上啟動了，北京知青們手持棍棒，摩拳擦掌地擠滿了一車廂。就在回馬槍即將揮出之際，團里派來的干部攔下了這支復仇隊伍。一場跨連隊的群毆事件就這樣被化解了。
“事后我們了解到，3連出事后，連領導無法打電話上報情況，只好派人連夜騎馬趕到團部送信。團領導聞訊后當機立斷，派出了兩路人馬，一路直奔3連，連夜給安裝玻璃，修理門窗，解決善后；另一路沿公路尋找兵敗3連的北京‘十三勇士’，阻止了事件的升級。事后，3連搞了一個月的停產整頓，然后把我們這些打架的人分散到了各個連隊。”
（本文節選自朱維毅，《生命中的兵團》，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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