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領域發展遵循的五大核心理念中，“開放發展”是一大亮點。有別于以往對外開放主要停留在通過參與全球分工合作促進國內貿易投資增長，抑或是以開放促改革等常規表述，此次國際化目標更進一步，意在提高“十三五”期間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反映了本屆政府對中國在全球經濟金融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更加自信，也預示著今年11月人民幣加入SDR或將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人民幣國際化目標或將在“十三五”期間水到渠成，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話語權與影響力。
□ 沈建光
十八屆五中全會日前閉幕，會議公告系統地闡述了“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領域發展遵循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核心理念。其中，“開放發展”是一大亮點，有別于以往對外開放主要停留在通過參與全球分工合作促進國內貿易投資增長，抑或是以開放促改革等常規表述，此次國際化目標更進一步，意在提高“十三五”期間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反映了本屆政府對中國在全球經濟金融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更加自信，也預示著今年11月人民幣加入SDR或將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人民幣國際化目標或將在“十三五”期間水到渠成。
11月人民幣加入SDR順理成章
其實，在筆者看來，今年11月人民幣加入SDR順理成章，并無太多懸念。原因在于，一方面從目前來看，IMF對人民幣加入SDR籃子反應積極，不僅出具詳細的評估報告，還建議將貨幣籃子有效期延長至明年10月，實為人民幣加入SDR給予充分的過渡期；另一方面，中國央行近幾個月來加速改革，包括匯率中間價改革，利率市場化，向境外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國際金融組織開放銀行間市場等，技術準備方面也已經成熟，完成了人民幣加入SDR的最后沖刺。
具體來看，IMF對人民幣過去五年來國際使用與地位的提升已經給予了充分肯定。眾所周知，人民幣加入SDR需要滿足“出口規模標準”和“可自由使用標準”，如今上述評估已然完成。
在商品與服務出口方面，IMF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滿足出口條件但并非SDR籃子的國家，且與美國和歐盟的差距在大幅縮小。例如，中國2010-2014年位列全球第三，占比從2005-2009年的8.1%上升至11%，是當前全球排名前五名中唯一一個全球份額占比上升的國家。與之相對，第一、二名的歐盟與美國占比分別從19.8%、14.2%下降到18.2%，13.6%，英國占比從7.2%下降至4..9%，份額從第四下滑至第五，而日本從5.7%下降到5%，排名被動從第五名上升至第四名。
從自由使用標準而言，IMF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人民幣在官方外匯資產占比中已達1.1%，高于2013年的0.7%，位列第七；國際銀行業負債方面,IMF對2014年境外人民幣存款進行估算，預計其大約占BIS統計的國際銀行業負債總規模的1.9%，排名大致位于日元和瑞士法郎之間，位列第五名；國際債券方面，截至2015年一季度，人民幣計價債券全球占比約為0.6%，排名第八，比2010年一季度占比0.1%，排名14有明顯提升；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量占比方面，2013年人民幣占比約為1.1%，位列第九，比2010年占比0.4%,排名17有明顯提升。
總體來看，IMF認為今年人民幣加入SDR籃子的可能性較大，并提出一旦人民幣加入SDR，應給予充分過渡期。當然，IMF也提出了技術性的改進方向，如匯率與利率是否市場化，人民幣對沖工具的可得性等等。
對此，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積極回應，采取了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例如，7月14日央行宣布境外央行、國際金融組織、主權財富基金可以運用人民幣投資銀行間市場，有助于外國央行對沖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風險；8月11日，央行調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使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10月9日，財政部宣布從四季度起，按周滾動發行3個月記賬式貼現國債，進一步為SDR利率定價鋪路；10月24日，央行在降準、降息的同時，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標志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最后一躍等等。
可以說，IMF的積極肯定與央行的金融改革最后沖刺都顯示11月人民幣加入SDR籃子技術性難題已經大大降低。考慮到今年9月，習主席訪美與奧巴馬政府的會談降低了美國對于人民幣加入SDR的阻力，以及當前中歐關系較好，歐洲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對于人民幣加入SDR持支持態度，預計今年實現人民幣加入SDR幾率較大。
人民幣國際化提升中國金融影響力
更進一步，一旦上述目標達成，必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有助于提前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并助力中國金融話語權的提升。
實際上，中國之所以近年來在改革以美元為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傾注大量精力，主要原因在于，雖然近年來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在國際金融體系“游戲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卻相應較弱，金融危機爆發更使得中國深受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困。
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撰文發表過文章《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時提到，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既不能忽視本國貨幣的國際職能而單純考慮國內目標，又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
而近年來歐美金融危機以及其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不斷引發全球金融與經濟動蕩恰恰很好地詮釋了上述擔憂。例如，新興市場國家曾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一度成為全球增長的亮點，而由于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美元加息預期以及資金撤離等，金融市場動蕩加劇，諸多發展中國家甚至陷入衰退。這更加凸現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中國金融話語權的必要性和潛在益處。
實際上，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日俱增，筆者認為，進一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提升全球金融話語權還能獲得如下實在好處：
一是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中國經濟實力相稱，符合國家根本利益。可以看到，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位于世界第二，出口額、外匯儲備位于世界第一。然而，當前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僅僅限于少數鄰近地區，與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大不匹配。
二是中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是以美元計價資產迅速增加，如今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3.5萬億美元。但是，發達國家為刺激國內經濟，避免通縮，相繼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貨幣貶值，使得中國外匯儲備存在資產安全問題。
三是“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面臨增長方式的轉變，從依賴制造業與出口作為經濟增長動力轉變為依賴國內需求與服務業為經濟增長動力，而人民幣國際化將有利于促進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立。
四是加速匯率市場化改革，降低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可以避免國內貨幣供應的被動增加，增強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獨立性，亦可以減少國際社會對中國是匯率操縱國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批評，并且享受鑄幣稅收益。
五是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一帶一路”是“十三五”對外發展的重要部分，不僅有助于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緩解產能過剩，也可以推進雙邊與多邊合作，特別是加強與歐洲交流，防止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對中國的挑戰。“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效果。
總之，自金融危機以來，決策層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態度十分堅決，而“十三五”規劃建議又將“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置于戰略高位。筆者預計，伴隨著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相繼成立，以及今年11月加入SDR順理成章，“十三五”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水到渠成，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話語權與影響力。
（作者系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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