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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報記者 李兮言 發自廣州

　　時代周報：寫了這么多年的黨媒評論，有沒有遭遇過困難壓力？

　　周瑞金：我寫“皇甫平”的文章就遭到了很大的批判，中央的刊物包括理論刊物《求是》，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發表文章批判“皇甫平”的觀點，我受到了很大的壓力。要寫真正有影響的評論是要帶一點風險的，我很注意這一點，寫評論既需要講究戰略，又要有一種勢如破竹論述天下大事的氣概和膽量，同時，還要根據形勢以及領導和群眾能夠接受的程度仔細撰寫。我是幾十年養成這么一個寫作習慣。

　　時代周報：你在《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工作期間，除了“皇甫平”和“任仲平”，還使用過其他哪些化名？

　　周瑞金：我在《解放日報》的時候，還用過“吉方文”這個名字，即“解放日報文章”的意思。1991年，鄧小平南巡以前，我用“皇甫平”署名寫了四篇文章，挨了一年的批判。1992年大年初一，我們又以“皇甫平”之名發了一篇評論，把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精神體現出來了，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管一百年”，影響很大。本來我們打算繼續發表有關小平同志精神的評論，但后來市委領導叫我們暫時不要發表了，因為當時小平南巡還沒有結束，南巡談話還在整理當中。大概到4月份，我們繼續發表評論，內容主要是贊揚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這與之前“皇甫平”的文章不一樣了，所以不適合用同一個名字。

　　從4月份到7月份，我們一共發了四篇署名“吉方文”的文章。第一篇《論走向市場》，談怎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篇《論加速發展》，專門講“發展是硬道理”，論發展要講速度也要講科學，要注意平衡發展，不要走到投資過熱、經濟發展過熱的路上去；第三篇《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這是我們在1991年就想寫的文章，也就是市委領導要求暫時不要發表的文章。小平南巡以后，我們把這個觀點寫出來了；第四篇是《論換腦筋》，小平同志首次考察以后發表談話講，要換腦筋，提倡新的思想解放。“吉方文”發表的這四篇文章都很有影響，被《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轉載了。第一篇《論走向市場》，還被當時黨的十四大的起草小組當作參考文件印發給全組了。

　　時代周報：從“皇甫平”到“任仲平”，作為貫穿始終的線索人物，這些年黨媒的政論寫作有什么變化？

　　周瑞金：我在1993年調到《人民日報》工作，負責的還是評論部和理論部。當時我在評論部開辟了一個新的欄目，就是“任仲平”系列。這個欄目一直堅持到現在，已經22年了。這么多年，“任仲平”也在根據實際形勢的變化一直在發展。現在的“任仲平”評論，比我那個時候可能更有針對性，更精細化，更深刻化。現在網絡媒體上有各種各樣的言論，自由度比較大，很多也反映了廣大民眾的聲音，這個變化與黨報的評論有相互影響的作用。現在的“任仲平”文章，在闡述中央精神的同時又要能接地氣，反映群眾關切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仲平”有新的發展。

　　時代周報：有一種觀點認為，時代在變化，大家的信息渠道變多了，黨報評論的影響力有所減弱。你是否同意這個觀點？

　　周瑞金：黨的機關報就是要宣傳黨的主要方針政策路線，這是黨的重要部署之一。黨報言論必須要謹慎，同時能夠針對社會存在的熱點、難點問題回答群眾的疑問，解決群眾思想的統一認識—這二者應是統一的。比如皇甫平和任仲平的文章，既是黨的精神宣傳，又是社會關注熱點問題，二者一致，不分階段。“任仲平”最新有關十八屆五中全會的文章，也是兩個點都結合起來，并結合社會實踐發表看法，這也是中央精神宣傳的一種方式。

　　對黨報，相對于“政治晴雨表”，現在提得更多的是“社會的風向標”，說明這里面有一個量化，就是評論變得更注重社會關心的問題了。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社會需求比較單一，市場經濟以后，利益分化更加多元化，這就要求媒體包括黨的機關報的評論，要符合不同社會階層的群眾需求—但即便是針對社會問題來談，也不能脫離中央精神，這個是我的底線。

　　時代周報：從中央到地方，黨內一直比較重視從政者是不是能拿得起筆，你怎樣評價黨內的“筆桿子”文化傳統？

　　周瑞金：中國共產黨原來是一個革命黨，有一個發動群眾奪取政權的革命過程，所以很多無產階級革命家既是領袖又是理論家，不但要有革命的理論素養，還要有宣傳理論、發動民眾、開啟民智的宣傳技巧，這其中的方法就包括寫文章，也就是“筆桿子”文化。我們國家從第一代領導人開始—最早的陳獨秀、李大釗—都是寫手，還有瞿秋白、張聞天，也都是宣傳鼓動家和理論家，都是很會寫文章的。毛主席也是一個著名代表，對吧？毛主席最早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他的名字一共二十八畫（繁體），他就用這個筆名在刊物上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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