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加快貨幣政策收緊步伐，疊加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了新興市場資本流出風險。盡管中國3月跨境資本流動相關官方數據尚未公布，但證券投資項下的波動加劇牽動著市場敏感的神經。

美聯儲加快貨幣政策收緊步伐，疊加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了新興市場資本流出風險。盡管中國3月跨境資本流動相關官方數據尚未公布，但證券投資項下的波動加劇牽動著市場敏感的神經。

4月7日，據財新報道，國家外匯局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跨境證券投資短期波動，不代表外資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長期趨勢逆轉。近期受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外資投資境內股票和債券波動有所加大，是復雜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下的正常表現。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波動在正常、可控范圍內。目前境內外匯供求基本平衡，3月結售匯順差較2月有所擴大。從未來趨勢看，外資投資境內資產仍會以增配為主。

當日公布的最新官方外匯儲備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880億美元，較2月末下降258億美元，降幅為0.8%。對于3月外匯儲備規模的環比下降，國家外匯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解釋稱，3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下跌;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非美元貨幣折算成美元后金額減少，與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當月外匯儲備規模下降。

“2022年3月，我國跨境資金流入總體回升，外匯市場供求延續基本平衡。”王春英強調。

3月以來，隨著10年期美債收益率快速攀升，中美利差快速壓縮，從此前市場所共識的80個基點至100個基點的“舒適區間”跌入目前僅有13個基點左右的“不舒適區間”，已觸及歷史較低水平，加劇了對跨境資金流出的擔憂。不過，不少觀點認為，盡管短期內中美利差快速收窄，甚至不排除倒掛的可能，但主要是對我國證券投資項下造成短期擾動;近年來我國民間積累的外匯資產和應對資本外流的豐富經驗，會保障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維持總體穩定。我國貨幣政策也應堅持“以我為主”，適時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

3月跨境資金流入總體回升

雖然3月跨境資本流動相關官方數據盡管尚未公布，但從上述官方表態看，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目前仍保持合理均衡，跨境資本短期擾動主要是受金融市場情緒面影響，對我國股市債市帶來短期波動。

數據顯示，3月，滬深港通項下北向資金累計凈流出近451億元人民幣，其中，滬股通當月累計凈流出近173億元，深股通當月累計凈流出近278億元。但3月底以來北上資金已經連續回流A股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外資持有我國境內股票債券的占比較低，證券投資項下短期內的資本流出對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總體影響有限。實際上，2月中國貿易、直接投資等實體經濟相關的跨境資金分別凈流入256億和88億美元，是支撐境內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的主力。這也是為何近期雖然中美利差快速收窄，證券投資項下“熱錢”流出，但人民幣匯率卻超預期堅挺的主要原因。

外匯局上述負責人表示，3月，我國跨境資金流入總體回升。跨境證券投資短期波動，不代表外資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長期趨勢逆轉。證券類資產具有流動性較強的特點，在個別時點出現調整并不能反映總體趨勢。

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3月股權投資在大部分交易日為凈流出態勢，主要是受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避險情緒升溫及國內股市回調影響。證券類投資大多為短期投資，具有高波動、逐利性等特點，在市場發生較大變化時，出現短期波動是正常現象，并不代表國際投資者不看好中國資本市場。近日隨著市場形勢企穩，陸股通項下跨境資本再次以凈流入為主。

對于外匯局“預告”3月結售匯順差較2月有所擴大，王有鑫認為，3月結售匯順差環比擴大，一方面源于中國出口貿易保持較高增速，貿易順差和外匯收入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背景下，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穩定，避險屬性不斷凸顯，居民和企業更傾向于將持有的外幣資產轉換為人民幣資產，結匯有所增加。

我國應對跨境資金波動游刃有余

3月以來，隨著美聯儲不斷釋放將加快貨幣政策收緊步伐的信號，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快速上行，截至4月7日記者發稿前，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上漲至2.61%，與同期限的中國國債收益率僅差13個基點。

從以往情況看，中美利差收窄至40個基點以下會出現“不舒適”情況，往往會使人民幣匯率和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承壓，并加劇國內股市債市的波動。

不過，不少分析認為，盡管短期內中美利差快速收窄，甚至不排除倒掛的可能，但主要是對我國證券投資項下造成短期擾動;近年來我國民間積累的外匯資產和應對資本外流的豐富經驗，會保障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維持總體穩定。

“利差不是影響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的唯一因素，跨境資本流動還受經濟增長預期、資產安全性和投資回報率等因素影響。”王有鑫稱，人民幣資產兼具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即使中美利差收窄也不會從根本上逆轉人民幣資產的避險和投資屬性，人民幣資產前景依然向好。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撰文指出，鑒于美國貨幣政策的重心在“防脹”，中國貨幣政策正在圍繞“穩增長”發力，未來中美國債收益率差將進一步收窄甚至可能出現倒掛。如果未來美聯儲緊縮疊加地緣政治風險，雖然可能會放大中國遭遇的資本流動沖擊，但是前期民間積累的外匯資產可以發揮“蓄水池”功能，更好地調節國際收支平衡。況且，即便出現更壞的情景，憑借前些年中國人民銀行、外匯局在應對資本外流、匯率貶值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和樹立的良好市場信譽，應對潛在的人民幣匯率過度或異常波動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相應的，面對海外收緊貨幣政策，我國貨幣政策也應堅持“以我為主”，并選擇適合的時點加大貨幣政策對經濟穩增長的支持力度。4月6日召開的國常會就明確，要適時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更好發揮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市場因此認為，4月我國降準降息概率進一步加大。

對于后續降準降息的可能路徑，招商證券謝亞軒團隊指出，降準、降息以及加大結構性工具投放，都是可能落地的政策選項。考慮到美聯儲5月議息會議加息存在的不確定性，貨幣政策加碼寬松的路徑或是在4月搶先降息;或是先降準、待外部均衡平穩后再考慮降息。相比之下，第二條路徑更加穩妥，降準率先落地的概率可能較大。

王春英表示，當前全球疫情仍處于大流行階段，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加大。但我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將支撐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編輯/tina